失去比尔的第十七天（第1 / 2页）
“谢谢你，尤金尼德斯先生。”我说。
他两只手摩挲着平滑的柜台，这动作是那么饱含心思，那么意味深长，仿佛是要抚慰一下为了做成这张柜台被砍伐的大树，他频频点头的姿态恰如一位总统。
我对他说，我睡得不好，是不是应该到厄恩肖大夫那里开个合适的药方。但尤金尼德斯先生根本不听我在说什么，他从电脑里找出我最近的一次处方记录，并且建议增加剂量，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加强”药效，不管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总不可能是让我往饮料里多掺一些烈酒吧。随后，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钱，不愿意和我从手提袋里掏出的几张钞票有任何关系，可我觉得必须付现金给他，因为我不想把这些药片的费用算在我的保险上——可是，他嘴里连连说着“不，不”，决意不肯收下，硬是塞给我几板安眠药——“反正是样品，布里太太”。他是这么说的，但是从完好无损的包装来看，我觉得并非如此。我离开商店的时候，身后还传来他宽慰的话语，我的手提袋里塞进了一小把安眠药，跟几只旧唇膏和小粉盒随随便便地散放在一起，就像一把奇怪的扑克牌。
下午。
现在我要出门走一趟，到村里去拿回不多的一点死亡讯息。当然，我把房子收拾得干净整洁，不会给沃洛翰夫人造成任何麻烦，我确信，当她看到我的躯体躺在那里纹丝不动，完全停止了生命时，她会原谅我留下的这一丁点儿凌乱。
我所要结束的生命已经所剩无几。上帝啊，这太微不足道了，完全是一钱不值。一年，或者两年。
我没有留下多少东西。我已经把自己珍视的物件放进一个盒子，但是谁会想要呢，我说不上来。没有人。我猜想，也许爱尔兰会有什么人愿意保留这些东西，如果我有个地址的话。埃德，比尔，还有乔的照片，大概在旁人眼里只会显得无足轻重，即使是亲戚朋友。莫德的两封信，安妮的三封，分别是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再往后是六十年代寄来的，安妮还邀请我去看望她，但没有提供地址，这是她独特的做事风格。当时我想，自己整天忙得很，最好还是丢开这个想头吧，在沃洛翰夫人的房子里安顿下来，并且还要相信，噢，相信那句古老的谚语：莫要惊扰正在睡觉的狗。但无论如何，莫德、安妮、威利，还有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们聚在一个奇特的客厅里喝茶，一天都不曾间断，这奇妙的茶会根植在我内心深处。盒子里保存着埃德的军队文书之类的东西，比尔的信件，还有他们俩从学校带回家的图画，比尔画的那幅被绞死的人曾经让他的老师迈尔小姐大为气恼。
我想，所有这些都会被打成一包，丢进垃圾箱。沃洛翰夫人终于可以收回她这座小房子了。愿上帝保佑她，为她有如此美好而宽厚的耐心。
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不觉得上帝是在戏弄我。
我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原处。这感觉渗进了我的骨头里。散步回来，正在沏茶的时候，我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喝，于是我停下手上的动作，把双手放在脸上。
当我接到那个电话，请我到学校去一趟时，我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比尔毕业已经几年了，况且还是星期天。再说了，那时候才刚刚上午九点钟。但我还是去了，可以算是随叫随到。我怀疑他们把我和别人弄混了，或者拨错了号码，等他们看到我，而不是想要见的人会感到很惊讶。我打电话叫了辆出租车，一向为人和善的延森先生开车带我去学校。他打开话匣子，一五一十地向我介绍新近搬到布里奇汉普顿来住的人，虽然在我看来，这等于给他增添了更多的工作量。他对土地价格的波动很不满。他说，他的孩子将来不会有足够的钱在这一带建房子。他认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但又觉得政府根本不会采取措施。他说，美国现在已经完全是富人的天下了。
这是出租车上经常闲聊的话题，说东道西之间给人一种抚慰。变化无处不在，我们这里也绝不可能是个例外。我为自己有一个栖身之地心存感激。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我的情绪也偏向于积极乐观。我心里确信，比尔会摆脱种种心结，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知道他现在喝酒比以前多了不少。就在前一天，斯泰茜给我打来电话，说比尔曾经去过她家，站在屋外冲着窗户大喊大叫。她问我能不能让比尔别这么做。我暗自琢磨，也许可以让沃洛翰夫人重新提起大学计划，看比尔对此有何反应。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虽然如此，可我还是觉得，怎么说呢，他还年轻，心总会愈合。所需要的只是时间，还有关心你的人。我都能在想象中看到他成了护林站的一员，在那里监视和防止森林火灾。荒野中的日出就像烈烈的火焰，日落时分恰如燃起漫天大火。
诸如此类的胡思乱想，自我安慰的想头。在我想来，如幻影一般。
我对自己活过的这辈子充满了感激，无穷无尽的感激。我感谢我的父亲、我的姐妹，感谢塔格、卡西，感谢乔、埃德，还有比尔。在过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罪过如此深重，牧师不会允许把你的躯体埋葬在墓园之内。现在很可能仍旧如此。但这都是将死之人的凭空臆测。没人可以说他们知道上帝的所思所想，你无法代表上帝发言。坦白地说，我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去过南安普敦的波兰圣母教堂，向那位和善的波兰牧师忏悔了。实际上，我最近一次忏悔已经过去了很久。不过，现在我在这里做了忏悔。让上帝掂量掂量我的心迹，看他必须如何对待我吧。我甘冒风险，在自己没有得到召唤之前就离开人世。我想提早站在圣彼得的大门前。
在我的想象中，大门里的道路前方会有一个人等候我的到来，上帝也会大发慈悲让我通行无阻。我希望，我希望快步走向前方那个人，再次拥抱他，就像他第一天站在我的屋子里，完全出乎我意料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夜晚。
在基督徒世界，尤金尼德斯先生的面孔要算是最干净的，他是个十足的热心肠，一个人只有把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的面孔和在私下里的面孔合二为一，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人一贯小心谨慎，同时又真诚坦率。
“你会很长时间感到难过，还有疲倦，”他的措辞总是这么异乎寻常，“相信我的话，布里太太，我非常清楚这种感受。我的父亲死在伯罗奔尼撒的战斗中，啊，啊，那已经过去很多很多年了。悲痛，悲痛啊！国家的悲痛，我们自己内心的悲痛。从来没有丝毫减退。”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确确实实体会到了他的一腔哀痛，和我的悲伤缠绞在一起，跳着双人舞。
他们带我来到男生厕所。我说不好自己在此之前有没有进过男厕所的小便处。他们已经割断绳子，把他从小隔间的门上放了下来。门闩安装的位置低得简直荒唐，就像是给小孩子设计的，而这里是一所中学。他居然设法在门闩上吊死了自己，这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惊诧。他躺在担架上，脖子上的军装领带已经被人剪开。我问在我来之前有没有想办法让他活过来，救护人员回答说他不知道。他说刚才他们一直在等我赶过来，但他现在必须尽快回去，因为过了南安普顿镇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场火灾。我认出了镇里的一个警察，他是个好心人，还有一个护士。显而易见，医生已经来过又走了。这一切，我看在眼里，记录在大脑的最外层，没有在任何别的地方留下印记。没有任何东西渗透到里面。
他躺在地板上，微微侧身，腿在膝盖处屈了起来。他看上去很小很小。虽然不再是他刚来时的孩子模样，但还是显得很稚嫩。我心里在想，把他从山里带出来，对他来说有什么好处吗？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曾经那么爱他，为了他，我心甘情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一千遍，一万遍。
我觉得，他的脸似乎因为他死去的方式而改变了模样，我不记得他有过这样的面容。在我的记忆中，他的脸庞是那么漂亮，柔和，张开的双手，手指那么修长，宛如一丛缎花。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了气息，但那双眼睛仿佛还在张望这个世界，仿佛他在死后仍在继续观察，从而探究世界的奥秘。
葬礼应该总是伴着下雨，如果赶上干燥的天气，就应该下一场霜雪，就像加了一勺又一勺茶叶，味道变得越来越浓，虽然这会给掘墓人的工作增加难度。如今他们用一台小挖掘机来干这个活儿。他们在泥地上开出了一个七英尺长三英尺宽的切口，轻车熟路。我想象着几个男人用铁锹挖好一个墓穴的情形，那么干净利落，就像都柏林山区的小伙子们在高地沼泽把泥炭上的草皮一锹一锹地铲开，只有水鸡和沙锥鸟才能看出他们的动作有多么精准娴熟。
然而，葬礼那天，太阳如行云流水一般在树丛间穿行，那似乎发生在很久以前，但其实只是因为我这稀奇古怪的“内心告白”写了很长篇幅的缘故。树木枝繁叶茂，显得庄严而高贵，阳光从它们的缝隙里倾泻而下，就像是一种液体或者你可以触摸的东西，你可以从中取出一份来，称一称重量，或者切成一块一块的，加到蛋糕粉里。阳光如一缕金色的风从树丛中掠过，风里充满着形形色色的东西，人的种种行迹，窃窃私语，旧日的零星闲谈，逝去的往事，还有一笔勾销的未来。稀薄的微风缓缓爬过。他们慢慢放下盛着比尔躯体的带镶面饰板的棺材，原本的松木上绘有橡木纹路，其用意是把一种更贵重的木料加在真实本分的木材上。他正在沉入泥土。阳光如一种液体从绿树间流泻而下。他在部队的战友也来参加葬礼，其中一个小伙子吹起了军号，他的上尉展开那面美好可爱的旗帜，盖在假充橡木的棺材上，这些与他生死相隔的朋友把他一点点放下去，他很快就到了那里，到了墓穴的底部，而他们，等到约定的仪式结束后，就一个个慢慢离开，年轻的士兵在这样一个葬礼之后会做些什么，他们就会去做什么。我说不上来，也不想说。阳光穿过树丛，来到坟墓边缘，带着一种纯粹的庄重肃穆，就像是上帝本人化身成一缕阳光，怯怯地朝墓穴里张望，对他自己创造的作品心存畏惧，不敢正视这赤裸裸的、不加渲染的事实，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或者说对自己任由这样的事情发生感到畏怯。一群根深叶茂的老树耸耸肩膀，它们的枝叶是那么繁盛、华美，而那个男孩——他在我心目中，比我自己这枯萎的生命要宝贵得多，他就像一堆马铃薯被存放在地窖里，农夫完事之后从此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