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第1 / 3页）

新婚一个月不到，我们收到了玛丽亚·谢里丹那封有名的电报，蜉蝣季到了，我们兴致昂扬地驱车向东前往奥玛德，炫耀我们新婚夫妇的身份。

谢里丹一家就是热情的典范，曼之前就常常说起。谢里丹夫妇没有子嗣，他们常常暗示曼作为他们最爱的侄女，可能会继承奥玛德的房子——想到就令人激动。当蜉蝣黄色的翅膀在谢灵湖<a id="jz_2_1" href="#jzyy_1_2">^[2]</a>上空熙熙攘攘，这就是玛丽亚的朋友和家人期盼已久的信号，他们会抛下一切，来到卡文。尼古拉斯的兄弟菲利克斯，虽然呆头呆脑的，但是温和无害，他会仔细地扫去网球场上的落叶和冬日留下来的垃圾，山上的泉水汇成小溪流下来，他会修理溪流里的旧坝，让鲑鱼栖身的河床深度足以游泳。教区神父、医生、律师、银行经理，周边各色强健的天主教农户们，以及所有的姑母和表亲们，都汇集到这所老房子，好像他们也是一种蜉蝣，遵循着远古的召唤。

我们到之前，曼的兄弟，杰克，已经到了，他气质沉静内敛，身高非比寻常，从罗斯康芒带着他的钓鱼竿和鱼线急匆匆赶来，因为除了飞钓，或许还有打猎，当然了，还有曼之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概不关心。当我走进陈旧的走廊，他朝我走来并同我握手，我如释重负。

“好了。”他说。我想在整段做客过程中他总共就说了这么多话。

身为曼的丈夫，我受到了盛情接待，对此我不胜荣幸。长长的餐桌上堆满了农场的水果，我们不仅是客人，更是带来快乐的客人——玛丽亚显然很喜欢她挑选的这些人出现在她家里。

过去两周里，蚊子在我四周阴魂不散，让我受尽折磨。我第一次感受到它时，那次醒来，就像是喝下了一罐变质的卜丁酒<a id="jz_1_1" href="#jzyy_1_1">^[1]</a>，尽管自从打斗那晚过后，我滴酒未沾——其实蚊子就是从那一晚开始骚扰我的。一阵恶心和高烧向我袭来，我出汗不止。我既没法起床，也不能舒舒服服地躺着。我母亲来到我床侧，如幽灵般照料着我，抚平我的眉头，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不可能的，包括事实上她所站的那侧床沿紧贴坚实的墙壁，或者说至少在这条奥伊斯威大街上这已经算是一堵坚实的墙壁了。她朝着我微笑，然后消失不见。巨大的悲伤席卷着我，被一阵阵咳嗽打断，猛烈的咳嗽。等汤姆·奎伊终于来上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雇主像个小耶稣一样伸着手臂，胸口不停起伏，他的头就像是块小石头，一次又一次经受着锤子的敲击。

汤姆赶紧去找医生，但是其实他立马就知道了，我自己也很清楚，是疟疾。我得过好几次疟疾，但是它的混沌和凶猛总是会令我吃惊。人会忘记得疟疾的感受。曼说如果女人真的能记得生育的体验，她绝不会再生孩子。要是人们能保存得疟疾的记忆，没有人能受得了留在非洲。

汤姆从镇上找来一位医生，克里斯蒂安森医生，一位笑声爽朗、行事冷酷的大块头丹麦人。我不记得我在最初的几天里对他说了什么。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有许多人来来往往，但是我想，除了汤姆和那位医生，其他没有一个是真实的。曼没有出现，但是我最神志不清的时候，我依稀记得我呼唤过她。或许她不来也好。那样会很奇怪。

事实上，我缠绵病榻时，的确有人来看望，但是我也不记得他了。很显然，汤姆说是打科菲·根菲的人，应该说是第二个打他的人，那位美丽的女人的兄弟，来要钱。警察好像已经完成了调查，现在这个人有胆量，或者说有责任来为他的受害者索取赔偿，这真是既古怪又复杂，即便是像汤姆这样英语很好，也很难解释清楚。是他自己打了他妹妹的爱人，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我一开始以为的那么要紧，除了也许让他更加有勇气来找我，我猜他一定很后悔。但是在这个男人看来，他觉得他是在帮我，他阻止了一场谋杀，甚至是两场，那个女人和我。然而，关键是他想要拿钱给因为住院而一贫如洗的科菲·根菲，汤姆告诉我，对加纳人来说，住院是非常昂贵的。科菲·根菲头部遭重击，现在很难从事日常工作，更别说他的手臂也伤得很重了。我想汤姆是在小心地暗示可能是我伤了他的手臂。

“好吧，汤姆。”我说，“你和他说了什么？你觉得我应该支付一部分根菲先生的费用吗？”

晚上曼大胆地演奏钢琴。白天，她在网球场上大杀四方，不论老少。她穿着深蓝色连体式泳装，自信地在鲑鱼池中转圈，她的亲戚菲利克斯看着她，呆呆地笑着。我对着玛丽亚既安心，又开心，我和她说起我的旅行，她似乎很喜欢，我和她丈夫尼古拉斯谈起桥梁、道路和沟渠，这是我们的三个共同点。尼古拉斯是旧政府时期前太平绅士<a id="jz_3_1" href="#jzyy_1_3">^[3]</a>，也是很少见的天主教地主。

1920年，谢里丹一家曾收留过迈克尔·柯林斯的未婚妻凯蒂·基尔南住在奥玛德。当然了，我们初次造访时柯林斯已经过世。但是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因选举事宜来到卡文，结识了基尔南一家，他们在格拉纳德<a id="jz_4_1" href="#jzyy_1_4">^[4]</a>经营一家小旅馆和一家杂货店。一天，一位来自都柏林的警官被射杀，当时他正在旅馆酒吧喝酒。基尔南一家与那位年轻的警官相识，也和柯林斯相识——冲突中两个对立的阵营，我们在联合国会这样说。那位警官很有可能死于柯林斯同伴之手。但是不论爱尔兰错综复杂的时局如何，九辆载满人的卡车从卡文的军营驶来，车上的皇家爱尔兰警队警察和士兵报复性地将基尔南家的房子，连带着格拉纳德的大部分地方付之一炬。基尔南一家，包括凯蒂在内，逃到了奥玛德，谢里丹一家收留了他们，我相信，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这让柯林斯感激不尽。

“不，少校，你不应该。他不是个好人。他进过好几次牢房。他是个暴力的人。轰掉了！你一旦给那种人一分钱，他就会每天上门来要一块钱。记住我的话。”汤姆说道，措辞得体。

我感到无比宽慰，因为一直到那时，在他说话的过程中，我一直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觉得汤姆会劝我给钱，这会让我很伤心。现在他的确定和睿智鼓舞着我。而且，在我病得最重的时候，他一直照料我，用他宽大的手臂一次又一次扶我到厕所，凭着母亲那般的意志力清理我的呕吐物等等。我知道，两周来，每天晚上他都坐在前屋，在我的桌子和随笔旁边，藤椅拉到墙角，因为他喜欢往后靠，用椅子后腿保持平衡。我退烧后，能听到他在那儿轻轻哼唱，一遍遍诉说他隐秘的心事。我亏欠他很多，其实可能我也愿意拿出一些钱帮助根菲先生。但是汤姆不同意。

“你已经解释过不会有钱了，我希望这位男士明白现在的状况，是不是，汤姆？”

“啊。”汤姆说着，就此打住，仿佛他并不愿意为这种事冒险说谎，甚至不愿发表任何意见。然后他去厨房泡了点茶。克里斯蒂安森医生让我买了各种药品，汤姆尽职尽责地喂我吃下，一勺又一勺，一片又一片。也许他并不认为姨姨能治疟疾，虽然她对付宿醉颇有一手。

我们在戈尔韦一处破旧的老宅子租了几个房间，还在四周围起栅栏，称自己是真正的已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