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女人的处境与特征（第1 / 3页）

因此，谈论一般的“女人”，和谈论永恒的“男人”一样荒谬。可以理解，试图决定女人是否高于、低于或者等于男人的一切比较，都是劳而无功的，他们的处境截然不同。如果比较一下这些处境，很明显，男人的处境无限地优越，就是说，男人有更多的具体可能性将自由投入到世界中；由此必然得出，男人的成就远胜过女人的成就，女人几乎被禁止<b>做</b>任何事。然而比较男女在各自范围内怎样运用他们的自由，先验地是毫无意义的尝试，因为他们都恰好是自由地运用自由。各种形式的自欺陷阱和欺骗，都同样地窥伺着男人和女人；两者的自由都是完整的。正是由于自由在女人身上是抽象的和空洞的，所以它只能在反抗中本真地承受，这是向没有可能建造任何东西的人打开的唯一道路；他们必须不接受处境的限制，竭力开辟未来之路；逆来顺受只是放弃和逃遁；对女人来说，除了致力于自己的解放，没有任何其他出路。

男人乐意依据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公民向普遍性超越，会获得道德的尊严，作为一个特殊个体，他有权实现欲望和快感。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处在一个偶然性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道德不再适用，品行无关宏旨。他和其他男人的关系涉及价值；他根据大家普遍承认的法律，面对其他自由，他也是一种自由；但在女人身边—她是为这个目的被创造出来的—他不再承担他的生存，他投身于自在的幻影中，位于非本真的层面上；他表现出暴虐、虐待狂、暴力，或者幼稚、受虐狂、爱抱怨；他竭力想满足自己的困扰和嗜好；他“放松”自己，以自己在公众生活中获得的权利的名义“无拘无束”。他的妻子往往被他的言辞、他的公开品行的高格调和“他暗中不懈的新花样”之间形成的对照弄得很惊讶，就像苔蕾丝·德斯盖鲁一样。他宣扬重新增加人口，他善于控制生孩子，不超过他感到适合的范围。他赞扬贞洁和忠实的妻子，但他勾引邻居的妻子通奸。我们已经看到，男人多么虚伪地宣布，堕胎是犯罪，而在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女人弄得要人工流产；丈夫或情人常常迫使她们采取这样的解决办法；他们也时常暗示，有时这是有必要的。他们公开期望，女人会同意犯轻罪，她的“不道德”对男人所尊重的道德社会的和谐是必要的。这种口是心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男人对卖淫的态度，是他的需求产生了供给；我已经说过，妓女以何等厌恶和怀疑的态度看待那些道貌岸然的先生，他们谴责一般的恶习，但对自己个人的嗜好表现得极为宽容；人们却认为以出卖肉体为生的妓女而不是嫖娼的男性属于淫乱和堕落。有一则逸事阐明了这种精神状态：上世纪末，警察在一家妓院发现了两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她们为一个案件作证，她们提到她们的主顾是一些地位显赫的先生，她们当中的一个张嘴要说出一个名字，检察官急忙阻止她：<b>不要玷污一位体面先生的名字！</b>一位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的先生在破坏一个小姑娘的处女膜时，仍然是一位体面的先生；他有弱点，但谁没有弱点呢？而进入不了普遍性的道德领域的小姑娘—她既不是法官、将军，也不是法国的大人物，而只是一个小姑娘—是在性的偶然性领域完成她的道德价值，这是一个淫乱的女子，一个堕落的女子，一个宜进教养院的邪恶女子。在大量情况下，男人可以不用玷污自己高尚的形象，与女人合谋，做出一些她要受到谴责的行为。她不懂得其中的微妙；她所懂得的是，男人并不按照他所宣扬的原则行事，并且要求她违反这些原则；他口是心非，因此她并没有给他她假装给他的东西。她会是一个贞洁和忠实的妻子，她悄悄地向自己的欲望让步；她会是一个出色的母亲，但她小心翼翼地实行“节育”，必要时会做人工流产。男人公开地责备她，这是游戏规则，但他背地里又感激她的轻浮或不育。女人扮演这类间谍的角色，如果被抓住，就会被枪决，如果成功了，就会得到充分的奖赏；男性的一切无行都由她承担，不仅妓女，所有女人都被用做体面人所居住的窗明几净的宫殿的阴沟。随后，当人们向她们谈到尊严、荣誉、光明磊落和所有崇高的男性品德时，她们拒绝“同意”，人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当道貌岸然的男子谴责她们自私、做戏、说谎时<a id="jzyy_1_962" href="#jz_1_962">⁽¹¹⁾</a>，她们尤其报以嘲笑，因为她们很清楚，别人没有给她们开辟其他出路。男人也“关心”金钱和成功，但他有办法通过自己的工作去获得；女人被指派扮演寄生者的角色，凡是寄生者都必然是一个剥削者；她需要男性获得人类尊严、吃饭、享受和生育；她正是通过性服务，才保证自己得到好处；既然人们把她封闭在这种职能中，她就整个儿是一个剥削工具。至于说谎，除非卖淫，在她和她的保护人之间不涉及坦率的交易。甚至男人也要求她对他做戏，他希望她是<b>他者</b>；但一切生存者，不管他怎样竭力否认，仍然是主体；他希望她是客体：她让自己<b>成为</b>客体；她在这样做的时候，是在进行一项自由的活动；这正是她最初的背叛；即使最温顺的、最被动的意识仍然是意识；有时，男性发现，她献身给他时，在观察他，评判他，就足够让他感到受愚弄了；她只应该是一样献出的东西，一个猎物。然而，这样东西，他也要求她自由地给予他，在床上，他要求她感受到快感；在家中，她必须真诚地承认他的优越地位和贡献；在她服从的时候，她应该假装独立，而在别的时候，她应该主动地演被动的戏。她说谎是为了留住男人，他能保证给她每天的面包：吵闹和眼泪，爱情的激动，歇斯底里的发作；她说谎也是为了逃避她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接受下来的暴虐。他鼓励她做戏，他的统治、他的虚荣心，都得到了满足，她以隐瞒的能耐去对付他；这样，她双倍美妙地报复，因为在欺骗他时，她满足了特殊的愿望，尝到了嘲弄他的快意。妻子、妓女在假装没有感受到的激动时，是在欺骗；然后她们和情人、女友嘲笑受捉弄的人的幼稚和虚荣心，她们怨恨地说：“他们不但没有‘搞到’我们，而且还想让我们因快感喊叫到精疲力竭。”这很像女仆的谈话，她们在做祭礼时说她们“老板”的坏话。女人有同样的缺陷，因为她是同样的家长压迫的受害者；她也同样玩世不恭，因为她像仆人看主人那样，从下往上看男人。但很清楚，这些特征的任何一种都不表明堕落的原始意愿或本质，它们反映了一种处境。“凡是有强制性制度的地方，就有虚情假意，”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在爱情上和在商品中都是密不可分的。”男人很清楚女人的缺陷表现了她的状况，他们处心积虑地要维持性别的等级，在他们的伴侣身上鼓励让他们蔑视她的同样特征。也许，丈夫、情人对于与之生活的那个特殊女人的毛病感到愤怒，但他们宣扬一般女性的魅力时，却认为女人与她们的缺点密不可分。如果女人不是忘恩负义的、轻浮的、怯懦的、怠惰的，她就丧失她的诱惑力。在《玩偶之家》中，海尔茂解释，当男人原谅弱小女人的幼稚错误时，感到自己是多么正确、强大、善解人意和宽容。因此，伯恩斯坦笔下的丈夫—与作者串通一气—对偷东西的、恶毒的、通奸的妻子十分温情，他们宽容地对待她，有分寸地表现男性的智慧。美国的种族主义者，法国的殖民地移民，也希望黑人小偷小摸，懒惰，爱撒谎，他由此证明自己缺乏尊严；他让压迫者变得有理；如果他执著地表现得正派、光明磊落，人们就把他看做一个坏脾气的人。由于她不想与自己的缺点作斗争，相反，把它变成一种装饰，因而缺点变得更显著了。

解放只能是集体的解放，它首先要求完成女性状况的经济演变。但过去有过，现在仍然有大量女人企图单独实现她们个体的拯救。她们企图在自己的内在性中证明自身生存的必然性，也就是在内在性中实现超越性。我们在自恋的女人、恋爱的女人和虔信的女人身上看到的，正是受禁闭的女人为了把她的牢狱变成荣耀的天堂，把奴役变成崇高自由做出的最后努力—有时是可笑的，常常是动人的努力。

女人并不正面认为，真理<b>不同于</b>男人所认为的那样，她宁可接受真理不<b>存在</b>。不仅是生活使她怀疑同一性原则，也不仅是她周围的魔法现象破坏了因果概念，她正是在男性世界的中心，在从属于这个世界的自己身上，把握了一切原则、一切价值和一切生存的模糊性。她知道，男性道德在涉及她的方面是一个大骗局。男人夸大其辞地要她接受他的品德和荣誉的法规，但却小心谨慎地怂恿她不服从，他甚至期待这种不服从；没有这种不服从，他借以藏身的整个漂亮牌坊就会倾覆。

<a id="jz_1_952" href="#jzyy_1_952">(1)</a>Franz Mesmer（1734—1815），德国医生，提出“动物磁气说”，为运用催眠术治疗精神疾病的先驱。

这种对肉体世界和“诗意”世界的双重附属，确定了女人多少明确地依附的形而上学和智慧。她竭力混淆生命与超越性；就是说，她不接受笛卡儿主义和一切从属于它的学说；她在一种近似于斯多葛学派或者十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自然哲学中自得其乐，女人以纳瓦拉的玛格丽特为首，依附于一种既是如此唯物的又是如此唯灵的哲学，十分平常。女人在社会方面信奉善恶二元论，深感需要在本体论上成为乐观主义者，行动的道德对她不合适，因为她被禁止行动；她要忍受既定，因此必须让既定是<b>善</b>；但一个<b>善</b>，像斯宾诺莎通过理性所认识到的善那样，或者像莱布尼兹通过计算认识到的善那样，不会使她感兴趣。她要求这样一种善，它是一种活跃的<b>和谐</b>，她只要活着就置身于其中。和谐的概念是开启女性世界的钥匙之一，它意味着固定的完美，意味着可以直接证明从整体出发每个成分存在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它对整体的被动参与。在一个和谐的世界中，女人就这样达到男人在行动中寻求的东西，她影响世界，为世界所需要，她有助于<b>善</b>的胜利。女人看做启示的时刻，就是这样的时刻，她们在其中发现自己与平静地依附在自身之上的现实相一致，这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以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全部作品中，作为最高报偿给予她们女主人公的闪光幸福的时刻。那种自由雀跃的快乐是留给男人的，女人所经历的是一种充满快意的充实印象。<a id="jzyy_1_963" href="#jz_1_963">⁽¹²⁾</a>可以理解，普通的平静状态，在她看来，可以具有很高的价值，因为她通常生活在拒绝、指责、要求的紧张状态中，人们不会责备她享受美好的下午或者傍晚的温馨。但是，在其中寻找世界的隐蔽心灵的真正定义，是一种诱饵。<b>善</b>不<b>在</b>那里，世界不是和谐，任何个体都没有必然的位置。

<b>自然</b>相应地赋予她一个双重面孔：她做蔬菜牛肉浓汤，也激发神秘的情感抒发。女人在变成家庭主妇和母亲后，放弃了在平原和树林中自由漫游，更喜欢在菜园子里平静地种植，她培植花卉，插入花瓶，但她面对月光和落日仍然激动。在人间的动植物中，她首先看到食物和装饰品；然而其中流动着慷慨和魔力的汁液。<b>生命</b>不仅是内在性和重复，它也有炫目的光辉一面；在鲜花盛开的草地上，它显现为<b>美</b>。女人肚子的生育力将女人和自然相协调，她也感到自己被精神这给予她活力的和风掠过。在她得不到满足，感到自身像未长成的、未确定的少女的情况下，她的心灵也会冲向无限伸展的道路，冲向无边的天涯。她虽然受制于丈夫、孩子和家庭，但她会迷醉地在山坡上重新成为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人；她不再是妻子、母亲、家庭主妇，而是一个人；她凝望被动的世界，她回忆起她有一个完整的意识，有一种不可抑制的自由。面对水的神秘、山峰的挺拔，男性的优势消失了；当她在欧石楠丛中行走时，当她将手伸进溪流时，她不是为他人，而是为自己生活。经过种种奴役仍然保持独立的女人，在<b>自然</b>中强烈地热爱自己的自由。其他女人仅仅在其中找到迷醉的借口，她们在黄昏徘徊于担心感冒和心灵昏厥之间。

有一种辩解、一种最高的报偿是社会一向竭力给予女人的，这就是宗教。女人必须有宗教，就像老百姓必须有宗教那样，理由完全一样：当人们判定一种性别、一个阶级是内在性时，就必须给以超越性的幻象。男人通过一个<b>天主</b>让人接受他创造的法规，有很大好处，特别是，既然男人对女人行使最高权威，这个权威由最高存在赋予就是适宜的。例如，在犹太人、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那里，男人通过神权成为主人，对天主的恐惧在受压迫者身上窒息了一切反抗的念头。人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轻信上。女人在男性世界面前采取一种尊敬和信任的态度，天国的天主在她看来，和内阁大臣一样遥不可及，创世的神秘酷似发电站的神秘。但尤其是，如果她非常乐意信奉宗教，这是因为宗教能满足深层的需要。现代文明—甚至在女人身上—承认自由，在现代文明中，宗教看上去远不是一个压迫工具，而像一个欺骗工具。人们较少要求女人以天主的名义接受她的低劣地位，而是依仗天主自认为与至高无上的男性平起平坐；人们认为克服了不公正，便取消了反抗的企图本身。女人的超越性不再被剥夺，因为她要把自己的内在性奉献给天主；灵魂的价值只有在天国被衡量，而不是根据它们在人间的成就来决定；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看，人间只有事务，擦皮鞋或造桥，都是同样的虚荣；性别平等越过社会歧视，重新建立。因此，小姑娘和少女远比她们的兄弟更加热忱地投入信仰；超越男孩的超越性的天主，其注视使他感到羞辱，在这种强有力的监护下，他永远是一个孩子，这比起受到他父亲的生存威胁来说是更彻底的阉割。而“永恒的孩子”在这种把她变形为天使的姐妹的注视中，得到拯救，它取消了阴茎的特权。真诚的信仰大大帮助女孩避免自卑情结，她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而是天主的创造物。因此，人们在很多重要的圣女身上，找到完全是男性的坚定：圣布里吉特<a id="jzyy_1_964" href="#jz_1_964">⁽¹³⁾</a>、锡耶纳的圣凯瑟琳傲慢地宣称要指导世人；她们不承认任何男性权威，凯瑟琳甚至很严厉地领导她的神修导师；贞德、圣德肋撒以任何男人无法超越的无畏，走她们自己的路。教会保证让天主决不允许女人摆脱男性的监护；它专门将这些可怕的武器重新交到男人手中：拒绝赦免、革出教门；贞德执著于见到的神迹，被活活烧死。女人虽然根据天主的意愿屈服于男人的法律，却在天主身上找到反抗男人的坚实支援。男人的逻辑被神秘教义所否定，男性的骄傲变成罪恶，他们的激动不仅是荒唐的，而且有罪，为什么重新塑造这个天主本人创造的世界呢？女人注定的被动性变得神圣了。她在火炉旁数着念珠，知道自己比丈夫更接近天国，他忙于参加政治集会。不需要<b>做</b>任何事来拯救她的灵魂，只消顺从地<b>活着</b>就够了。生命和精神交相融汇，母亲不仅仅生出一个肉体，她也将一个灵魂献给天主，这是比穿透原子微小的秘密更高得多的作品。女人得到天父的合作，可以用她女性的荣耀大声反抗男人。

这种矛盾从女人把握自己身体的方式上清晰可见。这是一个负担，它被物种侵蚀，每月流血，被动地繁殖，对她来说，它不是掌握世界的纯粹工具，而是不透明的在场；它不能确保乐趣，却产生撕心裂肺的痛苦；它包含着威胁，她感到“内部”有危险。由于内分泌液与控制肌肉和内脏的交感神经系统的联系紧密，所以这是一个“歇斯底里的”身体；它表现了女人拒绝承受的反应，在呜咽、痉挛和呕吐中，它摆脱了她的控制，背叛了她；它是她最亲近的真实，但这是可耻的真实，她要掩盖起来。然而，它也是她美妙的分身；她在镜中目眩神迷地凝视它；它是幸福的许诺、艺术作品、活生生的塑像；她塑造它，装饰它，炫耀它。当她在镜子中微笑时，忘却了自己肉体的偶然性；在做爱中，在怀孕中，它的形象虚无化了。但她往往在遐想自身时，惊异于自己同时是女主角和肉身。

天主不仅这样重建一般女性的尊严，而且每个女人在看不见的天神那里找到特殊的支持；作为人，她没有多大分量；但一旦她以神灵的名义行动，她的意愿便变得神圣了。居伊昂夫人<a id="jzyy_1_965" href="#jz_1_965">⁽¹⁴⁾</a>说，她从一个修女生病学会“什么是通过圣子来领导以及通过同一个圣子来服从”；女信徒就是这样在卑微的服从中掩盖她的权威；她抚养她的孩子们，领导一个修道院，组织一个慈善团体，只是超自然力手中一个顺从的工具；人们不服从她，便不得不冒犯天主本身。诚然，男人也不会轻视这种支持；但是，当他们面对也可能同样要求支持的其他男人时，这种支持便不太可靠了，冲突最终要在人的层面解决。女人祈求神的意愿，在那些已经自然地从属于它的人眼中充分证实它的权威，也在自己眼中证实这种权威。如果这种合作对她非常有用，这是因为她特别关注同自身的关系—甚至当这种关系涉及他人的时候，上天的沉默只在内心的争论中才能具有法律的力量。事实上，女人以宗教为借口，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管是性欲冷淡、受虐狂还是虐待狂，她放弃肉体，扮演受害者，在自己周围扼杀一切生命冲动，为的是变得神圣；她自残和毁灭自己，以获得在上帝选民中的地位；当她折磨丈夫和孩子时，她剥夺了他们的人间幸福，为他们在天堂里准备了一个优越的位置；讲述科尔托纳的玛格丽特虔诚信教故事的传记中写道，“为了惩罚自己犯了罪”，她曾虐待她因错误生下的孩子；她只有在让路过的所有乞丐吃饱以后，才让孩子吃饭；我们已经看到过，对不希望怀上的孩子的仇恨是常见的，这是能够以合乎道德的狂热表示仇恨的好机会。从她那方面来说，不守妇道的女人很容易和天主安排停当；确信明天会赦免罪孽，往往帮助虔诚的女人克服顾忌。不管她选择禁欲还是纵欲，自尊还是屈辱，盼望得救的念头鼓励她沉湎于这种自己最喜欢的快乐：关注自己；她倾听自己心脏的跳动，观察自己肉体的颤动，因她的肉体得到天恩而得到辩解，正如怀孕的女人因她的果实而得到辩解。她不仅以平和的警觉观察自己，而且向精神导师叙述自己的状况；从前，她甚至可以享受公开忏悔的陶醉。有人叙述，玛格丽特<b>为了惩罚自己的虚荣举动</b>，上到她家的晒台，像一个分娩的女人那样开始大声叫喊：“起来吧，科尔托纳的居民们，起来吧，点上蜡烛和灯笼，出来听听女罪人的诉说吧！”她列举自己的所有罪行，向群星历数自己的不幸。她通过这大声嚷嚷的羞辱，满足了表现癖的需要，在自恋女人身上可以找到非常多这类表现癖的例子。宗教允许女人自我满足，它给她梦寐以求的向导、神父、情人、监护神，它培育她的幻想，它占据她的空闲时间。但尤其是它确认了世界秩序，通过带来在无性别的天国里有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给忍辱负重以理由。因此，女人今日仍然是教会手中一张非常强有力的王牌；也因此，教会十分敌视一切能有助于妇女解放的措施。女人需要宗教，为了延续宗教，必须有女人，有“真正的女人”。

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女人是拒绝男性逻辑的。男性逻辑不仅不切合她的体验，而且她也知道，在男人手中，道理变成一种暴力的狡黠形式；他们不容置辩的断定，目的在于欺骗她。男人想把她封闭在两难境地中：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从所接受原则的整个体系来看，她应当同意，因为拒绝同意，就是拒绝整个体系，她不能让自己引起这样的哗然，她没有办法重建另一个社会。然而，她不能接受它。她处在反抗和受奴役中间，违心地忍受男性权威。在每一个场合下，都必须通过暴力让她承担半推半就地服从的后果。男人追求一个既自由又是奴隶的妻子的幻想，他希望她向他让步时，也向定理般的事实让步；但她知道，他自己选择了他有力的推理抓住的公设；只要她回避对这些公设提出质疑，他会很容易让她闭嘴；然而，他无法说服她，因为她猜出了他的专横。因此，他会愤怒地指责她固执，缺乏逻辑，而她拒绝赌博，因为她知道在骰子上作假了。

<a id="jz_1_953" href="#jzyy_1_953">(2)</a>参阅让－保罗·萨特《脏手》：“贺德雷：你明白，她们是固执的，她们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她们相信这些思想，就像相信天主。是我们在制造思想，我们了解思想是怎样编造出来的，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确信有理。”—原注

女人对男人的矛盾感情，也存在于她对自身和世界的一般态度上；她被封闭在其中的领域，是被男性世界包围着的；但它又受到男人本身是其玩物的隐蔽力量的缠扰；只要她联合这些魔力，就会轮到她获得权力。社会在制服<b>自然</b>；但<b>自然</b>也支配社会；<b>精神</b>超越<b>生命</b>而确立；但如果生命不再支撑精神，它就会熄灭。女人以这种矛盾为借口，给予一座花园比给予一座城市，给予一种疾病比给予一种思想，给予一次分娩比给予一次革命更多的真理；她竭力重建巴霍芬所梦想的大地和<b>母亲</b>的统治，以便面对非本质，重新找到本质。但由于她也是一个超越性寄存其中的生存者，她只有通过改变她受束缚的领域，才能使之具有价值，她赋予它超越的维度。男人生活在一个协调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是一个经过构思的现实。女人受到不容思索的魔力现实的控制，她通过缺乏真实内容的思想去逃避这个现实。她非但没有承受自己的生存，反而瞻仰在天上自己命运的纯粹<b>理念</b>，她非但没有行动，反而在想象中竖起自己的塑像；她非但没有思考，反而去梦想。由此产生：她如此“肉体”，也如此人为，她如此世俗，又如此虚无缥缈。她的生活在擦洗烧锅中度过，这是一部美妙的小说；作为男人的附庸，她认为自己是他的偶像；她在肉体上蒙受耻辱，却赞颂<b>爱情</b>。因为她注定只了解生活中偶然的人为性，她让自己成为<b>理想</b>的女祭司。

可以看到，女人的总体“特征”：她的信念、她的价值、她的智慧、她的道德、她的兴趣、她的品行，可以通过她的处境来解释。否认她有超越性，就是不让她具有最崇高的人类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超脱、发明和创造力；但在男性身上，这些品质也不是太常见。有许多男人像女人一样，束缚在中介和非本质方法的范围里；工人通过表达革命意愿的政治行动摆脱这范围；但所谓的“中产”阶级男人有意留在这个范围里；雇员、商人、办事员像女人一样，注定要重复日常事务，在现成的价值中异化，尊重舆论，在世间只寻求朦胧的舒适，对他们的妻子并没有任何优势；她下厨、洗涤、持家、抚养孩子，比屈从于禁忌的男人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他整天要服从上级，穿活硬领，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她可以在房间里穿着晨衣走来走去，唱歌，和女邻居说笑；她随意行动，冒小小的风险，竭力有效地达到某些结果。她远比丈夫更少生活在俗套和表象中。像卡夫卡所描写的这个官僚世界，这个充满繁文缛节、荒谬的动作和无目的行为的世界，本质上是男性世界；女人更加接触到现实；男人做账，或者把沙丁鱼罐头折算成钱时，只抓住抽象的东西；在摇篮里吃饱的孩子，白色的衣物，烤肉，是更可触摸的财产；但正是因为在具体追逐这些目标时，她感到它们的偶然性—相应地感到她自己的偶然性—她通常并不在它们当中异化，她仍然是无拘束的。男人的事业既是计划，也是逃避，他被自己的职业和角色所吞噬，他乐意显得重要和严肃；她否定男性的逻辑和道德，不落入这些陷阱中，司汤达正是在这方面如此赞赏女人；她在自尊中并不逃避自己状况的矛盾，她不躲在人类尊严的面具后面，她以更多的真诚发现自己不受约束的思想、她的激动、她的自发反应。因此，一旦她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她的主人合法的另一半的名义讲话，她的谈话远远不像她的丈夫那样令人厌烦；他滔滔不绝讲述所谓的一般观念，即能在报纸或专门著作中找到的词句和用语；她则运用有限但具体的经验。有名的“女性敏感”有虚构和做戏的成分，但事实是，女人比男人更加专注于自身和世界。在性生活方面，她生活在粗野的男性氛围中，作为补偿，她有着对“美好事物”的兴趣，这可能产生矫揉造作，但也能产生细腻的情感；因为她的领域是受限制的，她获得的东西对她就显得宝贵，她既不把这些东西封闭在概念中，也不封闭在计划中，她揭示出它们的丰富性；她的逃避愿望通过她对节庆的兴趣表现出来，她欣喜于一束花、一块点心、一桌丰盛的菜的无偿性，她乐意把自己的空闲变成慷慨的奉献；她喜欢说笑、唱歌、首饰、小玩意儿，也准备好接受她周围一切令人激动的东西：街景、天空的景致；邀请和出行给她打开新的视野；男人常常拒绝参加这些乐事；当他走进家里，快乐的声音便沉寂下来，家中的女人们摆出他所期待的无聊和端庄的神态。女人从孤独和隔绝中抽取出她的生活特殊性的意义，过去、死亡、时间的流逝，她对此比男人有更深切的体验；她关心自己的心灵、肉体、精神冒险，因为她知道，她在人间只有这唯一的命运；也由于她是被动的，她要忍受淹没她的现实，所以其方式比专注于抱负和职业的人更加热情和动人；她有闲暇和兴趣放纵自己的情感，琢磨自己的感受，得出其中的意义。当她的想象不迷失在徒劳的梦想里时，她变得有同情心，她力图从特殊性中理解他人，并在自身重新创造出这个人；她对于丈夫或情人能够真正视为同一，她以他无法模仿的方式，把他的计划和思虑变成自己的。她焦虑地关注全世界；她觉得世界就像一个谜，每个人，每个事物，都可能是一个答案；她贪婪地追问。当她衰老时，她绝望的等待变成了讽刺和往往耐人寻味的玩世不恭；她拒绝男性的欺骗，看到男性建造的雄伟建筑偶然的、荒谬的、无根据的背面。她的从属性让她无法漠不关心；但她有时从强加给她的忠诚中汲取真正的慷慨；她忘我地为丈夫、情人、孩子献身，不再想到自己，她整个儿是奉献、赠与。由于她不适应男人的社会，时常不得不亲自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她可以不满足于现成的方法和陈词滥调；如果她真诚，她身上会有比她丈夫的深刻自信更加接近本真性的不安。

因此，女人不能成功地牢固建立一个“反宇宙”，她们无法由此向男性挑战；她们时不时地大骂男人，互相叙述床笫间和分娩的故事，交流占星术和美容方法。而为了真正建立她们出于怨恨而期待的“不满的世界”，她们又缺乏信心，她们对男人的态度过于矛盾。事实上，他是一个孩子，一个偶然性的脆弱的身体，他是一个幼稚的人，一只讨厌的雄蜂，一个庸俗的暴君，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爱虚荣的人，但他也是解放她们的英雄，给予她们价值的神灵。他的欲望是粗鄙的渴望，与他做爱是可耻的苦差事，不过他的激情和男性力量也像造物主的能量。当一个女人陶醉地说“他是一个男子汉”时，她同时想到的是她赞赏的性活力和男人的社会工作效率，这两方面表现了同样的创造优势；她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大艺术家、大商人、将军、领袖，却不是一个强壮的情人，他在社会上的成功总是有性的魅力；反过来，她准备好承认那个满足她的男人的天才。再说，她在这里重申的是男性神话。对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来说，男性生殖器既是活生生的能量，又是人的超越性。因此，女人可以在床上的快感中看到与世界精神的交流。她给予男人神秘的崇拜，消失和重现在他的荣耀中。由于具有男性特征的个体多种多样，矛盾在这里很容易解除。有些男人—她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他们的偶然性—是人类苦难的体现，在其他人身上，激发出男人的伟力。但女人甚至接受，这两种人混合成一种人。有个少女爱上一个她认为出众的男人，她这样写道：“如果我变得有名，R一准会娶我，因为他的虚荣心会得到满足。他会在散步时骄傲地挽着我的手臂。”她发狂地赞赏他。在女人看来，同一个人可以既是吝啬的、平庸的、微不足道的，又是一个神，神毕竟也有弱点。一个在他的自由和人性中被人爱的个体，人们对他提出这种严格要求，这是本真尊重的反面；而一个跪在男人面前的女人，则完全可以自诩“善于掌握他”，“操纵他”，她得意地奉承“他软弱的一面”，却不让他失去威信；这是她对他的特殊个体并不感到亲昵的证明，正像她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她盲目地跪在偶像具有的一般本质面前，男性气质是一种神圣的光晕，一种既定和凝固的价值，即使具有这一价值的个体是卑微的，也会显示出来；这个人微不足道；相反，嫉妒他的特权的女人，乐意对他狡猾地占有优势。

但她只有在拒绝被男性欺骗的条件下，才对他有这些优势。在上层阶级中，女人热心地成为她们主人的同谋，因为她们坚持利用他们向她们保证的利益。我们已经看到，大资产阶级、贵族女人总是比她们的丈夫更加执著地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她们毫不犹豫地把作为人的自主彻底牺牲给他们；她们扼杀自己身上的一切思想、一切判断力、一切自发冲动；她们鹦鹉学舌般重复被认可的见解，把自身混同于男性法典强加给她们的理想；在她们心中，甚至在她们脸上，一切真诚都泯灭了。家庭主妇在她的劳动中，在照顾孩子中重新找到一种独立，她从中汲取有限的但却是具体的经验，“被伺候”的女人对世界再也没有任何控制力，她生活在梦想、抽象和空虚中。她不知道自己标榜的思想的影响；她说出的字句在她口中失去了一切意义；金融家、实业家，甚至将军，承受着疲劳和忧思，他们要冒险；他们以非法交易获取他们的特权，但至少他们付出了人格代价；他们的妻子获得了利益，却什么也没有给予，什么事也没做；而且她们更加盲目地相信她们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她们自命不凡的狂妄，她们彻底的无能，她们顽固的无知，使她们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无用、最不可取的人。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和道德命令，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没有普遍概念；世界在她看来像特殊情况的混合体；因此，她更容易相信女邻居的闲话，而不相信科学的陈述；无疑，她尊重印刷书籍，但这种尊重随着一页页过去而下滑，却抓不住内容；相反，一个陌生人在排队时或在沙龙中讲述的一件逸事，马上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都是神秘的；她不了解真实性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别人的经验—一旦得到相当有力的证明，便使她确信不疑。至于她，由于在家中与外界隔绝，不能与其他女人主动接触，自然而然把自己看做特殊的例子；她总是期待命运和男人给她例外的对待；她远远不相信对大家普适的推理，却相信掠过她头脑的启示；她很容易就接受，这些启示是天主或者是世上某个不可见的神灵给她的；对某些不幸、某些事故，她平静地认为：“我不会发生这种事”；相反，她设想：“对我会例外对待”，她喜欢被特殊照顾；商人会给她打折扣，警察在她没有特别通行证的情况下让她通过；人们教会她过高估计她微笑的价值，而忘了对她说，所有女人都会微笑。她并非自认为比女邻居更加不同寻常，这是因为她不做比较；出于同样理由，经验很少向她揭穿谎言，她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但她没有做出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