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女人的处境与特征（第2 / 3页）

女人肯定是因为她的生活在无力反抗的背景上消泯于无形，才动辄哭泣；无疑，她在生理上不如男人能控制交感神经系统；她的教育教会她听之任之，禁忌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因为狄德罗、邦雅曼·贡斯当就常常泪如泉涌，而自从习俗不让男人哭泣，男人就不再哭泣了。而且女人总是准备对世界采取一种失败的姿态，因为她从来不曾坦率地接受过这个世界。男人接受这个世界；不幸本身不会改变他的态度，他会面对这个世界，不会“被人打倒”；而只要有一点不快就足以让女人重新发现世界的敌视和命运的不公正；于是，她投入最可靠的庇护所：自身；她脸上的热泪，她哭红的眼眶，是她痛苦的心灵的感性在场；眼泪落在皮肤上感到温存，流在舌头上有点咸味，也是一种又甜又苦的抚摸；脸在宽慰的滔滔热泪下发烫；眼泪既是抱怨，又是安慰，既是狂热，又是使人快慰的清凉。眼泪也是最高的托词，像暴风雨一样突如其来，一阵阵爆发出狂风、骤雨、冰雹，将女人变成发出哀怨呜咽的喷泉、风狂雨暴的天空；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罩上了一层雾，它们甚至没有目光，消失在雨水中；看不见东西的女人又回到自然事物的被动性中。人们希望她被打败，她陷入失败中，沉入水底，淹没了，摆脱注视她的男人，后者像在瀑布面前一样无能为力。他认为这种方法不够光明正大，但她认为，从一开始斗争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因为没有让她掌握任何有效的武器。她再一次求助于魔法咒语。她的哭泣能激怒男人，这使她更有理由采用这种办法。

菲德拉同你一起下到迷宫中，

但这些希望总是处于不确定的未来中；这期间，恶继续侵蚀着善；女人由于掌握不了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共济会会员，所以寻找一个对此负责的人，可以更具体地泄愤：丈夫是一个被选中的牺牲品。男性世界正是体现在他身上，通过他，男性社会管着她和欺骗她；他承载着世界的负担，如果出事了，那是他的错。他晚上回家时，她向他抱怨孩子们、店主、家务、生活费用、她的风湿病、天气，她希望他感到自己有罪。她常常对他怀有特别的气恼；但是他首先作为一个男人而有罪；他也可能有疾病和忧虑：“这不是一回事”；他拥有特权，她不断感到这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她对丈夫、情人感到的敌视，使她把自己和他们联结在一起，而不是与之远离；一个开始憎恶妻子或情妇的男人力图回避她，而她掌握自己憎恨的男人，要让他付出代价。选择指责，不是选择摆脱不幸，而是选择沉迷其中；她的最大安慰是装扮成殉道者。生活和男人征服了她，她要反败为胜。因此，她像童年时那样，非常轻松地沉醉于大哭大闹中。

要么迷路，要么会和你重逢。

她的操心反映了对既定世界的怀疑。如果她觉得它充满了危险，随时会陷入大灾大难，这是因为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感到幸福。大部分时间，她忍受不了逆来顺受；她很清楚，她所忍受的是不由自主地忍受的，她是女人，从来没人向她求教；她不敢反抗；她不情愿地顺从；她的态度是持续的怨天尤人。医生、教士、女社会福利员，凡是听到女人知心话的人都知道，最常见的调门就是抱怨；在女友之间，她们都哀叹自己所受的罪，异口同声地诉说命运的不公、世界和一般而言的男人的所作所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对他的失败只责备自己，他承担失败的责任，但女人的一切都是通过他人发生的，是他人要对她的不幸负责。她的极度绝望拒绝一切治疗的办法。向一个执著地抱怨的女人提出解决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她觉得什么也不能接受。她想经历的正是眼下的处境，在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中。不管对她提出什么改变办法，她都向上伸出双臂：“就差这个啦！”她知道她的烦恼要比她提出的借口更为严重，只采用一种办法去摆脱它是不够的，她责备整个世界，因为它是在没有她，而且是为了反对她的情况下而建成的；从青少年时期起，从童年时代起，她就对自己的状况发出抗议；人们答应她要给补偿，向她保证，如果她把机会放在男人手中，就会得到百倍的回报，她认为自己受骗了；她控告整个男性世界；怨恨是附属性的背面，献出一切，得到任何回报都是不够的。然而，她也需要尊重男性世界；如果她从整体上否定这个世界，她会感到自己处在危险中，头上没有屋顶，她采取善恶二元论的态度，这是她的主妇经验给她的启发。行动的个体承认自己要对善与恶负责，如同要对其他东西负责一样，他知道，是由他确定目的，使之取得胜利；他在行动中感到，一切解决办法都是模棱两可的；正义和非正义，得和失，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但凡被动的人，都处于局外状态，甚至拒绝在思想上提出伦理问题：善<b>应该</b>得到实现，如果得不到实现，就犯了错误，必须惩罚犯错误的人。女人像孩子一样，将善与恶体现在埃皮纳尔的画片上；善恶二元论消除了选择的焦虑，使精神不安平复下来；在大灾难和小灾难之间，在眼前利益和未来更大的利益之间做出决定，要由自己确定什么是失败和什么是胜利，这要冒巨大的风险；对善恶二元论者来说，良莠分明，只需要除莠草；灰尘自惭形秽，而清洁是完全消除污秽；清扫是排除废物和泥巴。因此，女人认为，无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布尔什维克，还是政府，“一切全是错的”；她总是<b>反对</b>某个人或某件事；在反德雷福斯<a id="jzyy_1_960" href="#jz_1_960">⁽⁹⁾</a>派中，女人比男人更加激烈；她们不总是知道恶的本原在哪里，但她们期待“好政府”像打扫房子的灰尘一样将恶的本原清除掉。对狂热的女戴高乐主义者来说，戴高乐像清扫大王一样出现；她们想象他手里拿着鸡毛掸子和抹布，像个清洁工那样将法国“弄干净”。

女人不能控制男人世界，因为她们的经验没有教会她们运用逻辑和技术，反过来，男性工具的威力在女性领域的边界也消失了。有一整个人类经验的领域是被男性有意忽略的，因为男性无法去<b>思索</b>它，这经验，女人是<b>经历</b>的。工程师提出自己的设计图时是那样准确，他在家里行动时像造物主，他只要说一句话，他的饭餐便准备好了，他的衬衣浆好了，他的孩子们安安静静的；生育像摩西的棍棒一挥那样快；他对这些奇迹不感到惊讶。奇迹的概念不同于魔法的概念，它在一个合理确定的世界上设立的是无原因事件的彻底无连续性，一切思想都要碰得粉碎；而魔法现象是由秘密力量统一起来的，顺从的意识可以顺应—并不理解—这些力量的持续生成。婴儿对像造物主一样的父亲来说是奇迹，对经历了婴儿在她肚子里成长的母亲来说是魔法。男人的体验是知性的，但充满空白；女人的体验是在自己的范围内的，晦暗而充实。这种不透明使她显得沉重，在同她的关系中，她觉得男性轻巧，他有独裁者、将军、法官、官僚、法典和抽象原则的轻巧。家庭主妇耸耸肩，喃喃地说：“男人，他们想不到！”无疑，她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她们也说：“男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生命。”她们以轻浮而令人讨厌的雄蜂的象征去对抗螳螂的比喻。

<a id="jz_1_954" href="#jzyy_1_954">(3)</a>Georges Ernest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长。

她虽然大致承认男人的优越地位，接受他们的权威，崇拜他们的偶像，一般说来，她还是一步一步地否定他们的统治；人们常常责备她的“矛盾精神”由此而来；她由于没有自主的领域，不能以真理和积极价值去对抗男性所确定的真理和价值，她只能否定它们。她的否定根据尊重和怨恨在她身上占多大比例而多少有点偏执。但事实是，她了解男性体系的一切缺陷，迫不及待加以揭露。

<a id="jz_1_955" href="#jzyy_1_955">(4)</a>“当将军经过时，民众尤其由妇女和孩子组成。”（关于1948年在萨瓦巡视的新闻报道）“人们为将军的讲话喝彩，妇女的热情尤其引人注目。人们注意到某些女人从头到尾表现出着迷，几乎看重每一句话，情绪激昂地大声喝彩，面孔变得绯红。”（1947年4月11日《窥伺报》）—原注

有大量的女性行为应当理解为抗议。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常常出于挑战而不是出于乐趣对丈夫不忠；她故意冒冒失失和大手大脚，因为他有条不紊和精打细算。厌恶女人者指责女人“总是迟到”，认为女人缺乏“准确感”。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女人多么顺从地屈服于时间的要求。她是故意迟到的。有些爱打扮的女人认为这样可以刺激男人的欲望，更加重视她们的出现；尤其是，女人让男人多等一会儿，以抗议她一生漫长的等待。在某种意义上，她的整个生存是等待，因为她被关闭在内在性和偶然性的范围内，证明她生存的必要性总是掌握在别人手里，她等待男人的敬意和赞同，等待爱情，等待丈夫和情人的感激和赞美；她等待他们给她存在理由、价值和存在本身。她从他们那里等待给养，无论她掌握支票簿，还是每周或每月得到丈夫给她的款子，他必须领到工资，必须争取到加薪，才能让她支付杂货商，或者买一条新裙子。她等待男人露面，她的经济附属地位使她由男人支配；她只是男性生活的一个因素，而男人是她的整个生活；丈夫在外忙于事务，女人要忍受他一整天不在家；是情人—哪怕很热情—根据他的情债决定分手和会面。在床上，她等待男人的欲望，有时十分焦虑地等待自己的快感来临。她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情人定下约会时姗姗来迟，在丈夫指定的时间没有准备好；她由此确定自己的事的重要性，她要求她的独立，暂时重新变成本质的主体，对方要被动地忍受她的意愿。这是胆小的报复，不管她多么固执地要让男人“久等”，她永远补偿不了要窥伺、期望、屈从男人的一时雅兴所度过的无穷无尽的时间。

但激情使她看不清；事实上，走了几步以后她会坐下，或者她想朝后走—或者终于让人载走。”—原注

<a id="jz_1_956" href="#jzyy_1_956">(5)</a>Josip Broz Tito（1892—1980），南斯拉夫革命家、政治家，1953年当选南斯拉夫第一任总统。

对于达到反抗顶点的女人，确实有一条出路摆在面前，这就是自杀。但似乎她运用得比男人要少。这方面的统计模糊不清<a id="jzyy_1_961" href="#jz_1_961">⁽¹⁰⁾</a>，如果考察一下成功的自杀，那么轻生的男人要比女人多得多，但是女人的自杀企图更常见。这可能是因为她们更容易满足于做戏，她们比男人更经常<b>假装</b>自杀，不过<b>想</b>自杀更少。这部分也因为她们厌恶暴烈的方法，她们几乎从来不用刀剑，也不用火器。她们更乐意淹死，就像奥菲莉娅，表现出女人与被动和充满黑暗的水的亲缘关系，仿佛生命能够被动地消融在水中。大体上，这里可以观察到我已经指出的模糊性：女人所憎恨的，她并没有真心想离开。她假装决裂，但最终仍然待在让她痛苦的男人身边；她假装离开使她厌烦的生活，可是她自杀相对要少。她没有做最终决断的兴趣，她对男人、生活、自己的状况表示抗议，但她并不逃避。

<a id="jz_1_957" href="#jzyy_1_957">(6)</a>41899—1902年英国和布尔人共和国的战争。

如果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她会大吵大闹，东一榔头西一棒，使男人更加难堪。在某些阶层，男人有时真会对妻子以拳相向；在其他阶层，正因为他是强者，他的拳头是有效的武器，所以他不诉诸暴力。但女人像孩子一样，象征性地发怒，她会扑向男人，又抓又打，但这只是一种姿态。尤其她通过歇斯底里发作，表现她不能具体实现的拒绝。她倾向于痉挛的表现，不仅出于生理原因：能量投向世界时，不能把握任何客体，痉挛是这种能量的内化；这是处境引起的所有消极力量的空消耗。母亲面对她年幼的孩子们，很少歇斯底里发作，因为她能打他们，惩罚他们，正是面对她掌握不了的大儿子、丈夫和情人，她才会火冒三丈。索菲娅·托尔斯泰歇斯底里的吵闹是意味深长的；诚然，她没有尽力了解丈夫是犯了大错，在她的日记里，她显得既不慷慨、敏感，也不真诚，我们丝毫不觉得这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但不管她错了还是有理，都丝毫没有改变她处境的可怕，她一生都通过不断的指责，在忍受做爱、怀孕、孤独、丈夫强加给她的生活方式，当托尔斯泰的新决定加剧了冲突时，她没有武器，却去反对敌对的意愿，以软弱无力的意志加以拒绝；她投入拒绝的做戏中—假装自杀、假装逃跑、假装生病，等等—对她周围的人，对精疲力竭的她来说，这都是可恶的，几乎看不到有别的出路，因为她没有任何积极的理由要压下反抗情绪，也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表达这种情绪。

<a id="jz_1_958" href="#jzyy_1_958">(7)</a>参阅纪德《日记》：“克瑞乌萨或者罗得的妻子：一个停留，另一个朝后看，这是一种停留的方式。没有比这个激情呼喊更响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