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国与谋身（第1 / 2页）

问题是，就算工于谋身又如何？严嵩倒是会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他跟张居正的区别，只是活着被打倒，或者死后被清算，活受罪的严嵩还要更惨一些。就连同样工于谋身的徐阶，也不过保全了性命，但体统无存，颜面尽失。

因此他雷厉风行急于求成，就应该另有原因。

那个时期的风云人物，不是身败，就是名裂。^{<a id="noteref_59" href="#footnote_59">[59]</a>}

操切就是鲁莽急躁。操切而且苛严，几乎是当时朝臣对张居正改革的同感和共识。这就有点像王安石。不过王安石本来就是急性子，张居正却是胸有城府的。他甚至还这样劝过海瑞：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好嘛！一省尚且如此，况乎全国，况乎举朝？^{<a id="noteref_54" href="#footnote_54">[54]</a>}

可惜，三条路他都没选。

问题是这种制度本身并不合理。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如果像万历这样尚未成年又该如何？抱歉的是朱元璋并没有留下相应的解决方案。这时的首辅和阁臣要想严守制度，就只能当维持会会长混日子，熬到皇帝亲政。

不敢妄测张居正的心理。也许他过于自信，自以为秉公执法，老成谋国，问心无愧，不必也不屑于左右周旋。也许他身不由己，无法也无意改变官场，只能和光同尘。也许他心存侥幸，不认为皇帝会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

后来他被清算，这是罪状之一。

也许吧，也许。

结果不难想象，到了清算的时候，问题可就不是错别字那么简单了，何况张居正也并非洁白无瑕。为了排挤高拱而大权独揽，他跟冯保少不了私下里的交易，倒张运动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只不过现在已经无法证实，哪些事情是真，哪些是假。但士大夫交结宦官，是引起公愤的。^{<a id="noteref_57" href="#footnote_57">[57]</a>}

这种态度，没必要吧？

描绘万历帝经筵场景。

显然，申时行很清楚张居正犯了众怒，而且这“众”还包括万历在内。据正史记载，某次上课，小皇帝误将“色勃如也”的勃读作“背”，张居正竟然声色俱厉地纠正说：这个字要念勃！小皇帝吓了一跳，其他人也大惊失色。^{<a id="noteref_56" href="#footnote_56">[56]</a>}

问题在于，无论公愤还是私愤，也不至于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发泄。这就只能理解为积怨太深。是啊，当年张居正是那样地神圣不可侵犯，容不得半点批评，因言获罪和敢怒不敢言的都只能忍着。然而忍着就是攒着，时间越长积攒的怨恨就越多。口子一开，便火山爆发，洪水滔天。

但是张居正这样做，合理不合法。因为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官职以后，明代就没有宰相，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尽管民间仍然习惯性地将他们称为相爷或相公，当真以宰相自居却是违法，张居正就犯了这忌讳。

当然，张居正也可能别无选择。海瑞就说，官员的考核往往习为两可活套之辞，事鲜指实，语无分明。为此，他还专门制定了《考语册式》来执行。这就跟张居正的做法简直如出一辙。只不过，海瑞根本没想要为自己打算。^{<a id="noteref_58" href="#footnote_58">[58]</a>}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有紧迫感。尽管张居正不断将自己的执政理念灌输给小皇帝，但他对未来其实没底。明朝毕竟是皇权至上的时代，而人是会变的。因此，必须抢在那孩子亲政之前将生米煮成熟饭，庶几可成不世之功。

这样看，张居正更可悲。

示范作用或许是原因之一。事实上，张居正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此必须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不过这样一来，所有举措便都得立竿见影，卓有成效，由此证明改革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否则红口白牙的，谁相信呢？

众愤已泄，呵呵！

请问，这是谁之过？

所以，在万历十二年五月，张家被丘橓他们整治得生不如死的日子里，已经接替张四维担任首辅的申时行，也只能这样替他们求情：窃见故臣居正虽以苛刻擅专，自干宪典，然天威有赫，籍没其家，则国典已正，众愤已泄矣。^{<a id="noteref_55" href="#footnote_55">[55]</a>}

实际上，张居正原本有三个选择：要么像海瑞那样干干净净，无懈可击，那就真可以只为理想而奋斗。要么像徐阶那样委曲求全，维持局面，也不妨碍发家致富。再就是接受刘一儒的建议，在厉行改革的同时兼顾安定团结，培养举国上下的浑厚元气，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可惜张居正太想做事，又可惜他做事的环境太好。两宫皇太后完全放手，司礼监掌印太监又通力合作。也许，正是这过于优越的条件让他忘乎所以，毫无顾忌地向王朝积弊和官场陋习发起进攻，全然不管那会触动整个文官集团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而那些升官发财计划泡汤的人，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