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国与谋身（第2 / 2页）

<a href="#noteref_59">[59]</a>这是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观点。

海瑞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a id="noteref_52" href="#footnote_52">[52]</a>}

<a href="#noteref_60">[60]</a>见（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张廷玉等撰《明史·神宗本纪赞》也持此说。

<a href="#noteref_54">[54]</a>见张居正《答应天巡抚海刚峰》。

高拱和张居正的这些话，都是对海瑞的继任所言，因此值得认真分析。高拱的原文是：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作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这“尤不可”三字，显然要比张居正所谓“不必尽变其法，以徇（曲从）人也”更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a href="#noteref_55">[55]</a>见《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九。

嘿嘿，至少动机是好的。

<a href="#noteref_56">[56]</a>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和人物关系链：夏言攻倒张璁，却被严嵩暗算。徐阶扳倒严嵩替夏言复仇，退休后又被高拱打击。张居正驱逐高拱为徐阶出了气，自己则差点被开棺戮尸，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反倒广为流传。

张居正却比火暴脾气的高拱还要操切。

这就是嘉靖十四年到万历十二年，大明王朝内阁的连台好戏，时间跨度半个世纪。亲操权柄的万历皇帝也没有兴奋多久，很快就从“事事由朕独断”变成三十年不朝，以至于清人异口同声：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a id="noteref_60" href="#footnote_60">[60]</a>}

高拱说这些话，目的当然是要继续整治徐阶。但“极弊之余”四个字，却也无意中道出官场真相：贪腐也好，懈怠也罢，都由来已久，积重难返，岂能毕其功于一役？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的确，反腐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就连腐败分子也不敢公然反对，更不用说正派人。所以，尽管海瑞的廉政风暴刮得应天十府落叶满地，高拱和张居正却都不约而同地表示适度的肯定。高拱就说：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而遂谓其尽不善，亦非也。张居正也有“海刚峰之在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云云。

<a href="#noteref_57">[57]</a>见《明史·张居正传》。

两个人结局不同，原因或许在这里。

<a href="#noteref_58">[58]</a>见《海忠介公文集》卷九。

这话是在什么时候对谁说的，已无从稽考，就连是不是海瑞所言也无法确认。但，两人有过书信往来是真的，相互同情也有可能。事实上他们都对帝国的现状不满，也都主张改革。区别仅仅在于，海瑞要反腐，张居正要治惰。

看来，此公虽属正直，也很世故。

<a href="#noteref_52">[52]</a>见《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吏部卷一官应震《为救时旧相论定多年仰祈昭雪沉冤以慰忠魂以开相业事疏》引海瑞语。

当然，高拱的意思，是要继任者接着做下去。因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会失去民心，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何况事情是海瑞开的头。贪官和乡绅们就算有怨气，又岂能发到后来人头上？只要不“过激不近人情”就行。^{<a id="noteref_53" href="#footnote_53">[53]</a>}

<a href="#noteref_53">[53]</a>以上所引均见《高文襄公集》卷七，《张太岳集》卷三十四。高拱和张居正写信的对象是接替海瑞担任应天巡抚的朱大器，号东源，《张太岳集》误作东园。

然而同时，两人也都认为海瑞过激或过当。不过张居正只是说说而已，高拱却讲出了道理。他说：天下之事，创始甚难，承终则易。海君当极弊之余，奋不顾身，创为剔刷之举，此乃事之所难。其招怨而不能安，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