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改革（第1 / 3页）

可惜，两位前首辅都是惊弓之鸟，并无良方。

不过，实施一条鞭法，就必须重新丈量土地。这当然又是得罪人的事，土豪劣绅和宗室豪强无不抵制。好在，皇帝鼎力支持，张居正信任的户部尚书精明强干，更兼有考成法督促官员，这项工作顺利完成。据万历十年户部统计，全国隐藏和漏报的土地竟多达一百四十七万余顷，数量惊人。^{<a id="noteref_21" href="#footnote_21">[21]</a>}

现任首辅的身体却越来越差。万历九年七月，张居正就大病一场，多日不能到内阁办公。后来虽然幸而康复，次年二月却又旧病复发，终于不起。三月初九，张居正请求在家办公获准。六月初九请求退休，不准。十八日，他在病榻上写下最后一份密奏，二十日便与世长辞。^{<a id="noteref_26" href="#footnote_26">[26]</a>}

张居正功不可没。

如此说来，五十八岁的张居正是以身殉职。

应该说，这是沉稳之策，也是肺腑之言。实际上刘一儒是张居正的儿女亲家，而且为官清正，为人淡泊。张居正被清算时，亲朋好友中只有他没人追究。张家败落后，他又将儿媳妇带来的嫁妆统统还回去，作为资助。因此，这位谦谦君子若非觉得很有必要，不会对张居正说这些话。^{<a id="noteref_23" href="#footnote_23">[23]</a>}

以上四条措施，没有一项不是必需的，也没有一项不得罪人。因此刘一儒便善意地提醒，在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应该适当调整执行力度。他说，政严则苛，法密则扰，操之过急必定人情不堪。高明的执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更要看本体，而天下大治之本，在于举国上下的元气浑厚。

可惜，张居正听不进去。

这当然是对改革的肯定，话说得也很到位。严迟限之罚就是考成法，申考宪之条则是对官员们的定期考查。立省成之典即精简机构，淘汰冗员；复久任之规，则是规定知县和知州必须任满六年才能升迁，以保证地方官尽职尽责。

其实，锐意改革虽然没错，锐意过头却并不好，某些人也没必要得罪。张居正却不管不顾，我行我素。他特别痛恨言官和御史，一言不合便重拳出击，不计后果。更糟糕的是竟然不把其他内阁成员当作同僚，而看作下属。次辅张四维便在他那里受够了窝囊气，岂能不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新法的好处，当然首先是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同时也解放了生产力。尤其是出力的徭役货币化以后，农民可以安心种田，也可以到市镇打工，这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经济繁荣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因此万历九年后，一条鞭法虽然时行时废，时废时行，却终于定为国策。^{<a id="noteref_20" href="#footnote_20">[20]</a>}

然而正是这一点让人起疑。因为根据张居正自述，他的病应该是痔疮，而且在三月份动了外科手术。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何至于撒手人寰呢？因此有人认为是他吃多了壮阳药，药毒入脑，祸及全身。问题在于，尽管申请退休的奏疏写得可怜兮兮，自称仅存皮骨，已是行尸走肉，皇帝却并不批准，张居正也没有真退，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泽、田地依序排列，接连绘制而成，为民间田地总册。南宋时已有，明朝洪武年间下令各州县编造。

也有三种判断。一是张居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他贪恋权力，死不松手。第三种可能则是：万历存心要累死张居正，因为皇帝的心里已经恨透了他。^{<a id="noteref_27" href="#footnote_27">[27]</a>}

其实早在万历八年，他身边的人就已有警觉，刑部侍郎刘一儒还写了封信来提醒。刘一儒说，自明公辅政，立省成之典，复久任之规，申考宪之条，严迟限之罚。故大小臣工无不诚惶诚恐，奉公守职，治功既精明矣！^{<a id="noteref_22" href="#footnote_22">[22]</a>}

后来清算张居正，指挥官便是张四维。^{<a id="noteref_24" href="#footnote_24">[24]</a>}

与此同时，张居正的路也走到了头。

张居正对自己的处境当然不会毫无感觉，他甚至写信给徐阶和李春芳，感叹自己执政九年获罪甚多，只怕连脑袋都保不住。因此他惶惶不安地问徐阶：吾师何以教之？又万般无奈地问李春芳：翁素怜我，何以策之？^{<a id="noteref_25" href="#footnote_25">[25]</a>}

看来，改革先政治后经济，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