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3 / 10页）

柯察金耐心地把他所知道的家事一一告诉了阿尔宾娜，同时顺便也问了她家的生活情况。

当阿尔青皱起浓眉阅读兄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里同巴扎诺娃告别。她把手伸给他，问道：

廖莉亚二十二岁，她很淳朴，留着栗色短发，脸庞宽阔，心地开朗。她和保尔一见如故，很乐意地把家里的私事都告诉了他。保尔从她那儿了解到老头子专横暴虐，控制着全家，压制所有的主动精神，不给别人以任何自由。他是个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好吹毛求疵的人，他的专制使这个家庭总是处于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中，儿女们因此都非常厌恶他。妻子二十五年来一直反对他这种暴虐行为，对他也恨之入骨。女儿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家中不断争吵，生活很不愉快，天天都过着这种没完没了地为大大小小事情生气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一辆四轮马车载着柯察金离开码头驶往一座带花园的小房子跟前。柯察金让陪送他来的人去打听，丘察姆家是否住在那里。

“柯察金同志，您还记得吗，我们谈过您临行前跟我父亲见见面的事吗？我把您的身体状况详细告诉了我父亲，我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今天晚上就行。”

丘察姆一家共五人。母亲阿尔宾娜·丘察姆是个胖胖的上了年纪的妇女，一对大大的黑眼睛露出抑郁的神情，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昔日的风韵；她有两个女儿：廖莉亚和达雅。另外还有廖莉亚的小儿子和丘察姆老头，一个像头骟猪的、令人讨厌的胖子。

巴扎诺娃认识多拉，因为她常到这儿来看望保尔。

老头在合作社做事，小女儿达雅出去干点粗活，大女儿廖莉亚过去是个打字员，不久前同她的丈夫，一个酒鬼和流氓，离了婚，现在失业，她成天在家照顾孩子，帮助母亲料理家务。

直到保尔离开疗养院，医生一直禁止他下床行走。

在巴扎诺娃那间布置得很雅致的房间里，保尔坐在长沙发上等她说话。但是她不知道从何说起，说些什么，她很为难。父亲告诉她说，保尔体内有种致命的炎症正在发展，医学上暂时还无法可治。教授反对再进行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可是我们对此却无能为力。”

保尔竭力不让周围的人察觉他的痛苦，只有玛尔塔从他极其苍白的脸色上猜到几分。出院前一周，保尔收到了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通知他，休养期限延长两个月，根据疗养院的报告，按照他目前的健康状况，恢复工作是不可能的。随信还汇了一笔钱来。

保尔穿上了衣服，巴扎诺夫有礼貌地同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诊断结论告诉保尔。

保尔经受住了这第一次的打击，就像以前学习拳击时经受住了朱赫来的拳击一样：当时他也常常被击倒在地，但是立刻就站起来了。

“罗德金娜同志马上要来，今天白天和夜里我都在她家里，明天早上她送我去火车站。”

除了两个女儿之外，阿尔宾娜还有个儿子若尔日，在列宁格勒。

保尔回答说：

丘察姆一家都殷勤地接待保尔。只有老头儿以一种不是善意的戒备的目光打量来客。

“您明天就去克里米亚吗？那您今天在哪儿过呢？”

这个著名的外科医生为柯察金作了认真的检查，巴扎诺娃也在旁边，她将医院里的爱克司光片和所有的分析报告都带来了。巴扎诺娃听了她父亲用拉丁语说的一长段话之后，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保尔注视着教授已经秃顶的大脑袋，试图从他那双敏锐的眼睛里探索点什么，可是巴扎诺夫医生是深不可测的。

这时，他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中说，她有个老朋友叫阿尔宾娜·丘察姆，住在离叶夫帕托利亚不远的一个港口城市。她们已有十二年没见面了，她很希望儿子去看看阿尔宾娜。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带到了她父亲那间宽敞的工作室里。

一星期之后，疗养院里的人都到码头上欢送柯察金。分手时，埃布纳像兄弟似的拥抱他，亲吻他。玛尔塔躲了起来，因此保尔没能同她告别。

保尔当即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