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而进言（第1 / 2页）

权利（选择的自由）和福利（享受的资格）是不同的。有些学者把中国三十年经济成就，归咎于“低人权优势”，反映了他们对“权利”和“福利”概念的混淆。如果“低人权”具有优势，那么最缺乏自由的国度，照理就应该成为最繁荣的国度。事实上，情况正相反。中国正是因为权利保护得到了显著改善，而那些打击生产积极性、鼓励懒惰和不负责任的福利并没有跟上，才取得了长足的经济成就。

有选择就有歧视。选择一张王菲的唱片，就歧视了所有男歌星和绝大部分女歌星，也歧视了中国京剧和西洋歌剧。一个男人娶一个女人为妻，他就歧视了所有男人以及绝大部分女人。即使这个男人希望不带歧视地对待每个女人，法律也不容许。

这是说，权利和福利不仅不同，而且往往是冲突的。我们经常听说，人人都应该享有就业权、就医权和就读权。可那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说，人人都应该享有分得一份工作、一套医疗服务或一个学位的福利，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谁有义务为他人提供工作机会、提供医疗服务，以及提供就读条件？

在动物世界，有的只是弱肉强食的规则；而在人类社会，则既有权利，也有福利。权利和福利都是取代弱肉强食规则的制度安排，但权利与福利不仅不同，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呈此消彼长之势；而只有保持两者的均衡，才能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自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掀起了“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联邦和州政府纷纷颁布“平权法案”，禁止基于“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的歧视。然而，这项运动的实质，恰恰是越俎代庖地为用人机构作了基于“肤色、宗教、性别或民族出身”的反向选择。1973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根据“平权法案”，为非白人硬性预留16%学位，致使成绩更好的白人青年贝奇（Allan Bakke）不被录取。要知道，非要让成绩较差的黑人学生就读学医，今天受到歧视的就是白人学生和亚裔学生，明天受到损害的就是病人。要帮黑人是对的，但不是这样帮。

首先看权利的概念。权利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大部分人主动维护的选择的自由。这是说，任何在现实中能够行使的权利，都离不开他人的背书和支持。人们在讨论权利的时候，往往喜欢加上“自然权利”“天赋权利”“法定权利”等形容词，但除了加重了修辞的色彩外，这些形容词并不能增加论证的力量。土地是你的，但你未必拥有采矿权；电脑是你的，但你未必拥有用它来存放或发放色情影片的权利；你和你配偶的身体都是私有的，但你们未必拥有生第二胎的权利。

这是说，歧视与选择共生，但随着迁徙、交流、贸易和竞争，“不道德”和“不必要”的歧视自然会受到抑制和削弱。既然如此，那么政府颁布法令或发起政治运动，是否也有助于纠正“不道德”和“不必要”的歧视？

有人会争辩说，上述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权利。但是，应然不等于实然，实然的权利从来都是人赋而非天赋的。换言之，我们可以倡议某种权利，并声称它是一种“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但除非它得到普遍的尊重和维护，它就只是应然而非实然的关于权利的主张而已。

自从科斯在1937年撰文《企业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企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边界，并非企业家主观决定、天然如此、固定不变的，而是企业家被动决定、为了适应生产和社会的约束条件而形成的。换言之，企业家们选择在哪里划分企业的边界，何时将企业一分为二、何时又将企业合二为一，是由诸多的实际的和内在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合并而合并，为拆分而拆分，是不会带来利润的。

其次，竞争仪态万千。人与人、企业与企业、组织与组织之间，固然可以存在竞争，但孤军奋战式的竞争在生活中是罕见的。哪怕是个人，其背后也有亲属、同乡、学友、乃至整个市场向他提供补给和支持。更常见的是，人们结成家庭、组织、企业，以一群人合作的方式，来与另外一群人展开更有力的竞争。人们在企业内部开展合作，为的是在企业外部展开竞争；几个企业结盟或合并，为的是在更大范围内应付更激烈的竞争。这是说，合作本来就是一种竞争方式。

反垄断立法的深刻误会就在于：立法者和执法者貌似有本事，根据企业的外在形式，来判断一种商业行为究竟是促进竞争还是抑制竞争，而这往往是夜郎自大。例如，企业因为“做得好”才“做得大”，而不是“只要做得大”就“做得好”，但反垄断法执行者却会置果为因，以为“分拆企业”或“禁止合并”，才能促进竞争；又例如，企业必须“分区域经营”才能发挥最大的生产潜能，但反垄断执行者却又会本末倒置，要求企业“抹杀地域或消费者群体的差异”，进行划一标准经营。

这些奇怪的概念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低估了竞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首先，竞争无处不在。为了争夺一张车票，人们既可以竞价，也可以通过排队、托关系、找黄牛、购买电话追拨器、下载抢票刷屏软件等方式来竞争。推而广之，学校的学位、剧院的座位、医院的床位，任何有两个以上的人要的商品，都遵循同样的规律——任何管制都只能改变人们竞争的方式，而无法消除竞争本身。

回顾美国反垄断法实施的百年历史，大量经典案例表明，那些阻止横向联合、阻止纵向联合、阻止分区域经营、阻止企业间自愿缔结的价格联盟、阻止企业自由搭售商品的判例，到后来都被证明是由于法官误解了竞争的内在逻辑、仅从朴素和自发的对“竞争”和“合作”的理解而作出的。科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一见到自己不理解的商业行为，就会往反垄断上去想。在反垄断立法者和执法者看来，能够理解的竞争就叫“良性竞争”，否则就叫“恶性竞争”，能够理解的结盟就叫“合作”，否则就叫“勾结”。这些武断的标签和干预，对市场造成的危害，往往比带来的好处更大。

这个道理也适用于组织内部。在私营企业里，雇主关注金钱收入，所以在录用员工时，会集中考核其劳动力资本，而对其他旁枝末节，诸如肤色、户籍、党派、政见、相貌、学历——则并不关心。相反，在大型国企或政府机关，选人是否得当，几乎不影响录用者的收入，所以录用者就会变得轻视“有用之人”，转而偏爱“顺眼之人”。人们普遍的经验是，越是激烈竞争的行业，歧视越少；越是大锅饭的垄断或官僚机构，歧视越严重。

拉丁文里有句漂亮的格言，叫“行使自由以不伤他人自由为界”（Sic utere tuo ut alienum non laedas），但深究下去就会发现它是空洞的——谁都可以拿它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例如，可以认为抽烟者伤害了非抽烟者，但如果禁止抽烟，那非抽烟者就伤害了抽烟者。伤害也永远是双向的。不管法律如何规定，都是基于经验的权衡，而非先验的推演。

问题是，歧视者必须付代价！一个活在山沟里的人，本来就没有机会与外人打交道，所以他不妨把外人贬得一钱不值。本来就没有机会，歧视就没有代价。然而，一旦他有机会进城，或有机会出国，那他歧视外人的代价——因歧视而丧失的收益——就会急剧提高。输得越多，放下成见的动力就越大。多见少怪，长此以往，都市居民的胸襟往往比较开阔。

再看福利的概念。福利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大部分人主动维护的、享受特定资源配给的资格。学生免费乘坐校车，教授免费停车，雇员免费体检，户外工作者免费喝凉茶，失业者免费取得失业救济……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不需要再进一步争取，只要你属于某个组织的成员，你就自然获得一份享受。这种资格就叫福利。

有人反驳：“你是在偷换概念。歧视指的是那些‘不道德’和‘不必要’的区别对待。”是的，人们脑海里有许多根深蒂固的“区别对待”的观念，如看不惯外地人或外国人，或把全体异性作为取笑的对象等。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由于信息不对称，要了解具体一个人并不容易，人们便简单以对群体的笼统印象代入，只求作粗略的判断；二，贬低他人可改善自我感觉，人们难免会追求廉价的快感。

资源既然是稀缺的，那么竞争就不可避免。然而，自从1890年美国实施《谢尔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超过90个国家和地区仿效，建立了类似的竞争法或竞争政策，其目的是“维护和促进竞争行为，遏制和惩罚反竞争行为”。问题是：既然竞争不可避免，为什么还要立法促进竞争？为什么“竞争”之外，还有所谓的“恶性竞争”？为什么“合作”之外，还有所谓的“勾结”？

要维护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没有什么比对商业竞争模式保持谦逊，对所谓“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以及对“合作”和“勾结”这些充满偏见的概念保持警惕更重要了。要维护市场自由，反垄断戒条应该是：只有政府在行业入口设置的障碍，才是真正值得反对的垄断根源；而对于那些在市场中我们看不懂的商业行为，则应该听之任之。

<b>三、竞争与合作</b>

<b>四、权利与福利</b>

此事到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加州大学的做法违宪而告一段落，而加州也在1996年推出了还学校更大招生自由的法律（CCRI），从而部分纠正了“平权法案”造成的矫枉过正的恶果。然而，许多人还没有完全理解问题的本质：选择是一种重要的自由，而选择与歧视不可分；用一刀切的“平权运动”来纠正种种“歧视”，并不能消灭不公，而只能转移不公；只有还个人和用人机构以充分的选择利，并让迁徙、交流、交易和市场竞争发挥作用，从而促使人们逐渐采用更合理的选择标准，才是维护“自由”（liberty）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