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已断、梦相随（第1 / 2页）

他们没有让我送冠华去太平间。我不记得谁把我送回家的。但进了家门，我就意识到冠华再也回不来了。那真是悲痛欲绝，我连一眼都不能看我们的卧室，就躺倒在东边空屋的床上，呆呆地抱着我的两瓶“速可眠”，脑子里空空地问自己：“什么时候吃呢？”现在回想当时，我还是一直很感谢老杜（杜修贤），因为他是第一个闻讯赶来看我以及把我从死神那里往回拉的真正朋友。他看我神情痴呆，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他没有说多少劝慰的话却声色俱厉地对我说：“你不要这样躺着，你要起来！你是不是想死？你不能死，也不能这样不振！陈老总不幸过早死了，张茜一定是没有挺过那一关不到两年也去世了。她如果不死，一定有许多话要替老总说。可惜她那么快死了！”我一惊，但仍说：“老杜，我没有力气了，活不下去了！”他却说：“没有什么活不下去的，你要为老乔活下去！”我泪如雨下，但我却下床站起来了。

我差一点挺不过来的是1983年冠华的离去。当他的癌症终于不可抑制时，我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了一年多才抗拒住死神对我的诱惑。

世上还有真情在我想凡是绝望已极，想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大概都是想到死的念头就即刻去拥抱死神的。因为只要是在生与死之间犹豫不决，生的呼唤总会战胜死的诱惑。我在冠华逝世后的一年中踉踉跄跄在一条冷峻的生活道路上跋涉，很少温暖，很少关怀，几乎全凭着自己的理智和毅力挣扎着活下去。但我对生的希望逐渐地增加，我想到了我未尽之责，冠华有多少话要我来讲，我曾经对他作过许诺；我想到女儿妞妞，她仍是我生活的亲情所在。我也从朋友们的关怀中得到宽慰，尽管真正的朋友极少，但世上毕竟还有真情在！在这极少数的朋友中，我首先想到了李颢。当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在黄浦江边时，冠华的老友李颢夫妇多次来信邀我去苏州。我去了，那是我绝望的转机。李颢夫妇的热情和照顾在我冰冷的心田里洒进一丝温暖。他们鼓励我在风景秀丽的东山之巅为冠华找一块安息之地。我没有告诉他们我想把我的骨灰与冠华的合在一起，但我说，我想把他的骨灰盒留在北京的卧室里陪伴我。李颢和慰情坚决反对，他们说我应当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在东山安葬冠华，他会喜欢因为那里山明水秀。我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于是去吴县寻找墓地。我所找到的远远超过一块冠华的安息之地，而是人们对冠华和我的理解和尊敬。吴县当时的书记管正同志以及东山乡的杨其林等许多同志听说我要在东山为冠华修墓都热情相助，使我不止一次感动得流泪。东山乡的同志陪我跑遍公墓上上下下，最后选中一块山顶十六平方米的墓地。我当时经济上也拮据。冠华病中，我靠早起晚睡为百科全书翻译词条，得到一些稿费来为冠华购买营养品。那时，北京医院北楼一层的护士们都会看到清晨和深夜，我借用护士会议室埋头翻译，中午冠华午睡时，我把小藤桌搬到过道还在拼命工作。也就靠了我这些艰辛的劳动换取的稿酬，冠华才得以保证一切营养需要，使生命延续五年之久。此时要修墓，我小心地问大约需要多少费用。而东山乡的领导竟回答说：“你能选择东山安葬乔冠华同志，这是我们的光荣！乔部长活在人民心里，他的墓将来肯定会是使东山扬名的一个景点。至于费用，你是自己出钱修，我们决定只收材料费和人工费。这块地就算是我们东山人民对他的一点贡献，感谢他为国增光。”我感动极了，冠华临终念念不忘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快就得到验证。

我的一生经历过三次惊涛骇浪，每一次都险遭灭顶。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和中期，我先被打成“黑帮爪牙”遭批斗，后又被打成“里通外国”、“二月逆流”被半隔离。第二次是1976—1978年，遭遇更加残酷。这两次打击都是毁灭性的，足以使我丧失活下去的信心。我的同窗吴璞就是在我们第一场共同灾难中无法忍受屈辱和绝望，投进了外语学院后面的运河。然而无论在哪一次，我都从未想到过死。第一次是我年少气盛，不甘心步吴璞的后尘，此生就这样完了。实在没有活路时，我给毛主席写了信，求他伸张正义。那一次我不仅活过来了，差不多还是胜利者。第二次痛苦得多，对我的毅力也是无可比拟的艰巨得多的考验。但我仍未屈服于命运。每当我精疲力竭，再不想争斗时，对冠华的思念鼓励了我。终于，我也挺过来了。想置冠华与我于死地的人并未得逞，反倒自己的处境也不妙了。这倒也是应了陈毅同志的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报销。”

从苏州回到上海不久，又接到冠华另一位老友冯亦代的电报，要我速回北京商量去深圳蛇口工作的事。无论是李颢，还是亦代、徐迟这些老友，在冠华辉煌年月，从未来锦上添花，因此我那时竟与他们从不相识。但是当冠华处于逆境时，他们都回到他生活中，在他去世之后又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关怀和鼓励，我对他们永志不忘。

整个1983年的夏天，陈白露和飞飞表姐不断在我眼前晃动，召唤着我。我认定那是最完美的告别人世的方法。既然表姐夫上班前都以为飞飞在熟睡，想必她留下的最后形象仍旧是很美的。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我那两瓶“速可眠”。心倒反而平静了，相信冠华先走一步，会在天堂等我的。

后来，表姐夫痛不欲生，用汉白玉为飞飞修了墓碑。落葬时，他几乎精神失常，跳进墓穴要同妻子同赴九泉。他泣不成声地告诉我父亲和母亲，在飞飞自杀前的晚上，她异常平静，比平常更早就上床休息了。表姐夫竟什么变化也没有觉察到。第二天早晨，表姐夫要去上班，见飞飞仍睡得很熟，他想让她好好休息，于是关照家中女佣不要惊动太太。待他中午回来，飞飞仍未起床，卧室门紧闭着，他才发现不对。但一切都晚了。美丽的飞飞已脱离尘世的种种烦恼，飞向她的自由天地。

最后的日子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我们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我开始默默地收集冠华的安眠药，最厉害的，那叫做“速可眠”的那一种。我装着随随便便的样子问护士小殷：“这安眠药吃多少就会死？”她笑着说：“你瓶里那些可够死两次了！”我选择服安眠药是为了使一切都仍完美。记得我的表姐飞飞就是用安眠药结束她年轻的生命的。飞飞长得很美。她自幼在法国长大受教育。抗日战争期间，随父母到了重庆，二十岁刚出头就担任当时重庆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广播员。由于她的美貌和娴熟的英、法两种外语，飞飞招来了数不清的追求者。此时她的父母为了荣华富贵，却逼迫她嫁给一个有权有势家庭的儿子。西方的教育培育了飞飞自由恋爱的反叛性格。她离家出走，与一位大她十多岁的教授私奔了。悲剧在于这一仓促的婚姻并未给她带来幸福。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天津，住在一幢极漂亮舒适的花园洋房里。但不幸的是，飞飞发现她的丈夫在去美国留学之前在家乡已有结发妻子和一个儿子。由于大后方与沦陷区音讯不通，他得以把实情瞒过了飞飞。表姐夫确实是深深地爱着飞飞的，因而嫉妒心也特别重，他受不了飞飞在天津社交圈中的活跃和男人们对飞飞的殷勤。他们那时已有两个女儿，但飞飞表姐生活得很不幸福，总是和丈夫吵架。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像她这样开通的人竟没有提出离婚。1951年，飞飞来北京休息，住在我家。那年她才二十九岁，非常美丽，非常潇洒。我家当时住在东四八条，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大院住的是两航起义时从香港回归的一批原中央航空公司的英俊飞行员。每当飞飞出门都会引来这些青年向她投来爱慕的眼光和几句问好的话。不几天，他们给飞飞起了一个雅号：“八条之花”。记得当时我跟她开玩笑说：“飞飞一来我们家，这胡同里没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说：“你还小，过两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条之花’呢！”记得也就在那次，飞飞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争吵起来。后来她很忧郁，对我母亲说：“在重庆时，我曾经算过一次命。那瞎子说我三十岁时有一道坎，很可能过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谁晓得明年是否过得去？”母亲安慰她说算命的话不可真信。谁知第二年正当她三十岁生日刚过，飞飞就自杀了！那时她在津沽大学教书，学校批判她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生。生活中她有一个十分关心她的男性朋友，表姐夫为此整日与她吵架。飞飞一定觉得生活已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了，才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寻找极乐世界。

只有我深知他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我每晚至少起来两次照顾他。而到了白天，我们都想显得轻松，显得乐观。我知道我们在互相欺骗，我们都想把最大的痛苦留给自己，把最大的希望留给对方。但有时候，我们又难以把自己的真情完全隐藏。有一天深夜，冠华咳得厉害。我给他倒温开水，又扶他坐起来。他喘息稍停，要我坐到他身边。他抚摸着我的手说：“我觉得对不住你，这样地苦了你。”我心里很酸，却假作镇静说：“不要这样想。我们既然走到一起，就要一起奋斗，把病治好。”冠华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把我的生命看得比你自己的还重。我心里都明白，不知如何对你说。我有时自责，是否当初和你结婚是太自私了。你还那么年轻。现在为了你，我也要治这病。”我的泪水终于禁不住了，我抽泣着说：“还记得吗？我们结婚那天晚上，对着月亮，我说过我喜欢教堂的婚礼，因为那是一种最神圣的诺言：要与另一个人终生相伴，‘不论富贵或贫贱，不论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安慰你，照顾你，忠贞不渝’。”冠华替我抹去泪水，深深地叹息，他说：“没有你，这几年不知是否能过得来。我只是常内疚你为我牺牲太多！”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冠华之间，一直到他临终，我们都从未说过“死”这个字。我们只想谈“生”，谈生的希望，生的欢乐。因此我们也从不谈死前的遗嘱或身后的遗愿。即便到他弥留之际的那个心碎的中秋夜，在他短暂的清醒时，他也许终于想说点嘱咐的话，我却阻止了他，仍然想给他以中秋夜的温馨，让他带着对生的希冀离开人世。最终的日子终于来临了！9月2日的晚饭后，我在院子里忙碌完后，回到书房时，看见冠华神色不对。他正在凝视自己咳在瓷杯中的痰。见我进来，他马上装着若无其事地拿着瓷杯进了洗手间。我意识到出了什么事，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没事，我上厕所。”我听见他把瓷杯倒了，换了清水出来，回到沙发里坐下。我不放心，他却再三说没事，不要紧张。过了一会儿，他又咳起来，咳得很猛。他往瓷杯中吐痰，吐一口就捂住盖子，说什么也不让我看。但最后，他已无力，我接过杯子，杯中是一口口带鲜血的痰！我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往头上冲，瘫在他面前的沙发凳上，禁不住全身发抖。冠华反而安慰我说以前也吐血，大概是肺结核犯了。我知道不是，我说马上去医院。他不肯，一定要到第二天早上。这一夜，他没有怎么睡，咳出了许多血痰。他要我到他大床上陪他靠在身后垫着的枕头上，他一直握着我的手。我后来一直在想，那个9月2日的晚上，我真是慌乱极了，可是冠华一定是很清醒的。他一定清楚地知道这一次一旦进了医院恐怕再也回不到他这个万般眷恋的家了，所以这一夜他是无论如何要在家里和我相依相伴度过的。自从他病重之后，我在卧室大床边上搭了一个小床，以便照顾他。但这天夜里，冠华要我回到大床上，陪伴他坐了大半夜。

我那埋得深深的情感闸门突然间被这首东坡词冲开，很久没有这般激动了，我不禁伏案痛哭。我知道即使冠华已不常在梦中出现，但那十年的生死之恋，以及随后的十年天上人间将永远魂牵梦萦陪伴我终生。我突然间失去了往日的平衡，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自己十年的艰辛。我那两鬓的白发也许更透露了我能活过来是多么不易。于是那一场生与死的搏斗又一次震撼了我自己的心灵。

3月底我回到北京，急忙找到亦代。他立即把我介绍给黄宗英同志。我和宗英过去并不相识，但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四五个小时，她的坚强深深感染了我。是她，听了亦代的介绍建议我去蛇口工作一段时间医治心头的创伤。当时她正在蛇口干一番事业，她和袁庚同志谈了，同样是素不相识的袁庚同志向我伸出了热情的手，欢迎我去蛇口。他还专程派了一位年轻干部来北京陪伴我去那里。虽然，后来由于意想不到的干预，第一次去蛇口我仅停留了一周就被叫回了北京。但那短短七天中，从袁庚到宗英，到许许多多其他蛇口工业区的朋友都由衷地欢迎我参加特区建设者的行列。我在南海之滨感受到了一种冲破长期压抑的解脱。那里的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理解人的价值。我当时并不想扎根蛇口，我只是想在那里工作半年左右，以使我恢复平静，找到重新生活的起点。在蛇口时，我的情绪也仍然很不稳定，冠华的影子魂牵梦萦地无处不在。记得有一天晚上，几位朋友邀我去“海上世界”玩玩。我在酒吧里待了一会儿，总有一种坐立不安的感觉，于是就到甲板上散步。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没有月光，也很少星光。我遥望黑沉沉的大海，一股深刻的忧伤重又涌向心头。命运使我飘落到这南海之滨，前面的路就像这黑漆漆的大海一般看不见亮光，望不见尽头。我记得我站在横杆边，任泪水往下流，直到朋友们出来找我。那一夜我难以入睡，后来睡着时，冠华在梦中时隐时现。

明月夜，短松岗。

一周后我被莫名其妙地从蛇口叫回北京，我气愤至极，也绝望至极。在冠华逝世半年中，我艰难地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挣扎，朋友们要我坚强地活下去，却也有人不仅为冠华的死高兴，也不喜欢我活得好些。他们酒足饭饱之后还在注视着我，不是为了帮助，而是为了堵截我重新生活的道路。遗憾的是，在这些人中不乏昔日与冠华称兄道弟的“战友”！我不由得想起曹植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冠华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怎能料到在晚年时遇到如此坎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他死后连他的妻子他也无法庇护。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的革命行列中！那是我第二次被压得精疲力竭，第二次视死如归。我锁上卧室的门，抱着冠华的骨灰盒，旁边放着我的那两瓶“速可眠”和一瓶冠华喜爱的茅台酒，听说酒可以助长药力。我在这世界孤独跋涉已经太累，太累了，我该休息了……

料得年年肠断处，

飞飞与陈白露我想到了曹禺先生的名著《日出》。在我少女时代，我最迷恋的是舞台戏剧。当时离我家很近的兰心大戏院只要有话剧上演，我是必定要看的。每天放学回来，我从不间断的是从收音机里听连续广播剧。即使旁边是母亲的两桌麻将在噼噼啪啪打得热闹，我也能专心致志地听我的广播剧。使我最受感动的是从英国作家勃朗特名著《简·爱》改写的《水仙花》。记得当时我反复想到的是《日出》中的陈白露。她最后决定告别人生离开这充满欺诈的人间。我总记得剧的最后，陈白露倚在窗前，推开窗子，一缕阳光伴随着晨雾透进屋里。此时陈白露只有一句独白：“天亮了，我也该睡了！”她平静地在长沙发中躺下，她生活的帷幕同舞台的帷幕一起徐徐降落。不知为什么，《日出》的这最后一幕在我一生中总是反复出现。而当我一天天数着冠华留在世上的时间时，陈白露的最后一幕更加频繁地在我眼前晃动。

冠华最后一次在北京医院住了20天，9月22日，他终于走了，永远走了！他是在明媚的秋日阳光中走的。这天清晨，天气特别晴朗。九点多钟，冠华突然异常清醒，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他睁开眼睛，竟同平时无大差异，只是讲话吃力。他指指窗外的阳光，微笑着轻轻对我说：“好！”我一时兴奋得不知说什么才好。我真以为奇迹又出现了，慌慌张张地说：“你今天真好！你要好了！”他也笑！这时，何英同志和朱端绶大姐进来看他。他都听清了他们对他的慰问，还带着往常的笑容举起手打招呼，说：“谢谢你们！”这可真是难以想象啊！他们走后，我说：“你累了吧！喝点白蛋白好吗？”他说：“好！”我去冲了一小壶白蛋白，小心地扶起他的头，把它枕在我的左臂上，我用右手喂他喝蛋白水。他非常安详、平和，微带笑意一口口从我手中喝蛋白水。我问他觉得怎样，他说：“好！”但就在他喝了六七口之后，他无声无息地和和平平地突然停止了，他闭上双眼像突然睡着了，只是没有呼吸！我慌忙抽出左臂去打紧急铃。护士小段马上来了。我急得声音发颤，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小段是冠华最信赖的护士，此时她丰富的经验已告诉她最后时刻的来临。后来的事，我怎么也想不清了，只记得马上来了一大批医护人员，又运来了仪器，只记得我趴在冠华身上大哭，只记得我被架出了病房……

但终于，这最后的诀别是指日可待了。每当我从台历上翻过一页都禁不住心的战栗，禁不住对自己说：“又少了一天！”于是，我不住地问自己，我今后的路在哪里？最后给自己的回答是：“路已到尽头。”我在世上留下的唯一牵挂是女儿妞妞。但她已在异乡他邦，这一年她该大学毕业了，而且已找到生活伴侣。对她来说，失去我无疑是痛苦的，但她毕竟已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能给予她的已不多了，她会走自己的路。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如果前面只有无止境的痛苦，这世界对我又有多少意义？于是，我看到了天国，说不定真有那么一个极乐世界任我们翱翔，我又为何不抛弃这苦恼重重的人间呢？

再后来，是谁出来通知我，冠华走了，永远地走了！他们扶我进病房，我似乎在腾云驾雾，木木地看着祥和的冠华，多想和他再说几句话啊！但他像熟睡一般……

1983年夏天，冠华颈部和肺部转移的病灶再次复发，而且来势凶猛。北京医院的会诊表明现代先进的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抑制他体内癌细胞的侵蚀。放疗科的刘明远主任曾经在一年多前创造奇迹，在他颈部病灶已穿透咯血的情况下竟然用放射治疗硬是把病灶缩小到一个很小的局部。那时候，我天天推着轮椅送冠华进那间治疗室。他需要我的支持，我懂，因此每次治疗我都陪他进去，帮他脱去外衣，扶他躺在治疗床上。治疗结束，我又立即进去扶他坐进轮椅。好心的护士们劝我只送到治疗室门口，因为那里面有残余的射线，会影响我的健康。可是我那时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我只觉得冠华和我的生命是紧紧系在一起的，他如果随风而去，我的生存将是无尽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