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与大兵（第2 / 3页）

我们在周总理指导下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后，于7月中旬乘火车赴武汉转沙洋。8341部队又派出了几位得力干部与我同行。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与一群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对我很照顾。

周总理当时正忙于准备接待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但他却指示说他要亲自听取争论双方的汇报，并且命令沙洋的8341军宣队主要领导回北京参加汇报。我们这边除了我之外，也调回了另外几位参加教改的骨干教师。争论双方旗鼓相当，汇集北京，摆出一副决战的气势。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到了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我向他报告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说一定全力协助，准备再派几位8341部队的干部与我同去沙洋。

当时，北京的高等学校差不多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只有北京大学，不知为什么，招了一部分新生在北京上课。周总理布置我们去北大西语系听英文班的课。除了我们和8341军宣队的人员之外，周总理说他很忙，没有时间亲自去，但是他派他的代表，我记得好像是张大夫去听课。周总理说听课回来，他要听我们汇报。

后来，毛主席给我布置了任务，要我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毛主席一再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我还应当组织教师着手编写新教材。

外语教学改革就在这样的干校开始了。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是留下来的一位原海军军宣队的王政委。他倒是一个好人，不过8341军宣队进院后，原海军军宣队也就没有权了，凡事都由8341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我被任命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代表参加。

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我出于礼貌，去向军宣队告辞，却发现他们那几间屋子空无一人。我在廊下转悠了一会儿，见通信员小董神色慌张地跑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英语系的教师吴道生在树林中上吊自尽了！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把我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我的围。第二天，水退了，我那小房间的泥地透湿透湿，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了。

吴道生是当时英语系中年讲师中极有才华的一个。我记得他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好像是最早一批参加华北革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他被送去劳改，听说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大跃进之后的自然灾害年代，吴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头的劳动。大约四五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外国语学院教书。但那时，他的家已破碎了，带着一个儿子住在一号楼进门第一间的小宿舍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自己被批斗，所以也弄不清吴道生处境如何。也许那时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对“右派”这样的“死老虎”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军宣队进院后，他却被点名说他幕后煽动学生造反。在沙洋，他在英语系所在的二队，听说也被勒令交代问题。也许他最后走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失去得太多了。

我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7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我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我们这些人天天去北大听课，大概有一周时间。这时，周总理已接待完叶海亚·汗总统，通知我们准备开会。大约在这年的11月下旬，周总理每天召集我们双方在西花厅会议室开会，他竟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认真地听取我们教师代表和8341军宣队的意见。在听完双方意见后，周总理说他想实地听一听北大的课。但他没有时间在上午去北大，因此就调了北大西语系英语组的一个班级和他们的老师晚上到西花厅去当着周总理上了完整的一堂课。总理听得那么认真，还时常做些记录。外交部的主要领导也被叫来参加这些会议。我猜想这些领导实在是很不愿意抛开他们繁忙的外交工作，天天晚上坐在那里听这些他们毫无兴趣的外语教学问题和我们与8341军宣队的争论。我记得冠华也来参加过几次会。我看得出他觉得很乏味，常常抽着香烟，眼望天花板。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哦！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毛主席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我的固执劲儿又冒上来了，我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我兴奋的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毛主席还记得1963年有一天在学完英语后，我陪他吃晚饭时发生的那场“争论”。毛主席当时说学外语应当以政治题材的文章做教材，我说应当是文学题材的。毛主席说那就妥协一下，七分政治三分文学。我说还是倒过来吧，七分文学三分政治。大概那时候毛主席完全把我当一个晚辈，一个他的老朋友的女儿，所以他并不计较我与他的争议，反而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可真是个‘文学派’啊！”事隔七年，毛主席竟然还记得我是个“文学派”，直到那时，毛主席的记忆力还是惊人的。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His Bit”（《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沙洋农场正如当时许多“五七干校”那样，原来是一个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为了要办干校，一部分已刑满留场劳动的前犯人就被迁移到旁边一块土地上去了。这些人被称为“新人”。1970年7月我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我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优待。总部离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我所住的小屋好像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做了教改办公室。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我很难得见到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做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的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不济的知识分子，愿这类事情如同我的同学吴璞的不幸，永远永远不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重现！

那时候，旅行本身就是件很艰苦的事，而从武汉再去沙洋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可是我们没有小卧车，我们只能搭乘去沙洋的运货的大卡车。那两年我几次来回北京都是搭乘这种无遮无盖的敞篷运货大卡车。路途遥远，颠簸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沙洋干校。夏天，湖北高温至四十多度，那卡车在烈日下行驶，把人真是晒出了油；冬天又奇冷，坐在凛冽寒风吹打的卡车上，不论穿多么厚的棉衣棉鞋，都有一种冻僵的感觉。我们也没有像样的地方住。武汉有一个接待点，在一个乱哄哄的招待所里。遇上那里有床位就算是很有运气了。经过一路折腾能在这脏乱的招待所一个床铺上睡上一觉，那感觉和现在住上五星级饭店真的差不多。遇上运气不佳，招待所客满，我们就要满街去找住处。记得有一次回北京，在武汉找住处一直到晚上十点多还未找到。最后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收留了我们，他们在洗澡的澡盆上放一块硬板，铺上一条薄薄的褥子，发给每人一套脏兮兮的不知多少人用过的被子和枕头。但就是这样在当时也心满意足了，至少有个避风的地方！那种艰苦的岁月，现在想起来真不知是怎样度过的。不过那时候的人还真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论叫做个人崇拜还是叫做信念，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再艰苦的路程也会去闯，而且还真的不觉得苦！

我在国庆节那天从武汉乘上火车，急匆匆赶回北京。回来等了几天才见到杨德中同志和周恩来总理。我向他们汇报了我们与军宣队在教改问题上的争论。当时，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周总理说一句话，要8341军宣队心平气和，尊重知识分子，不要乱扣帽子，动不动就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万万没有料到，周总理如此重视外语教改的问题，他以外国语学院的教改为实例，进行仔细的解剖分析，从而为全国的外语教改指点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