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风雨（第1 / 3页）

灾难的前夜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如今，周总理已不在人世，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们在急风骤雨中飘荡、挣扎，试图度过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身为一部之长，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击。但是，冠华和我都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我们又极容易感情激动，为情绪所支配做错事情。因而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这也许是冠华所说的“性格就是命运”吧！这一段往事虽已成历史，但它永远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

送总理最后一程1975年刚刚结束，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月8日，周总理逝世！多年来，我看到冠华与周总理的关系是一种十分亲切默契的上下级配合，但又是非常含蓄沉稳。我几乎没有见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任何私人来往，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冠华的许多处世原则似乎默默地受到周总理很深的影响。例如他从不爱在高级领导干部之间串门聚餐。有一次一位部队高级领导干部打了多次电话请冠华和我去吃狗肉，还要介绍他们几位领导干部的夫人与我认识。冠华那些天实在忙，另外他也不习惯这种社交活动，所以婉言推辞了。后来，因为这位领导再三邀请，而且直接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冠华对我说：“不好意思不去了，那就我一个人去，你不要去了！”我说：“人家直接请了我，为什么你认为我不去为好？”他说：“我们最好不要多串门，现在那么忙，你去了一次，碰见那么多人，下次第二、第三个人请你，你去不去？去吧，时间可惜，不去又得罪人。然后你还要回请。人家说我六亲不认，我看还是这样好。应酬多了没有什么好处。以后再互相送东西，事情越闹越多。你不要卷进去为好。”后来，冠华处于逆境，他的一位老友来看他，埋怨他说：“当初你在台上，那么多领导都愿意同你来往，你总是除了工作，从不去走动走动。我过去劝你要多来往，你不听，现在你有困难了，平时不走动，也不好有事帮忙才找人啊！”冠华说：“我不后悔。我现在也没有必要到处去找人。我求的是公正，相信党中央会清楚的。”

1976年5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冠华的计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当时“四人帮”正是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指责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作检查。我们对这突然的袭击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冠华和我，说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虽然，这与当时“批邓”整老干部的全国总形势恰恰背道而驰，但我们以及部内的许多老同志却兴奋不已，天真地以为外交部这一方土地在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批邓”、“反右”的运动中可以奇迹般地把“造反派”的威风压下去，保住老干部不受迫害。此时此刻，在迷惑不解的同时，我们意识到，这种奇迹正如海市蜃楼般地突然消失了，外交部终究不是世外桃源。

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多么不易！我至今仍容易情绪激动而感情用事，这招祸的性格给我自己和冠华导致了杀身之祸。随着岁月的流逝，冠华那充满哲理的感慨：“性格即命运”，越来越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上。我和冠华性格太相近，脾气太相同，因而在一个人情绪冲动时，另一个不能用理智来抑制这种冲动可能造成的恶果，尤其是在政治游戏之中！1976年的悲剧中这种性格因素是铸成大错的不可否认的因素。多年后，冠华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你那时只要再忍一忍，几个月后就大不同了！”冠华说：“我忍了两年，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叹息着说：“也许都怪我闯的祸！”冠华动情地说：“不要这样想，你是我的支柱！人家矛头是针对我的！”

从这时开始，冠华的压力与日俱增。6月1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攻的一个信号。这年的6月2日，尼泊尔国王访问成都、西藏。我们政府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外交部的冠华和韩念龙副部长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这时，周总理已去世，邓小平同志蒙难去职，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领导。出发之前，我们感到不解的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新的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机赴成都。6月1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当我们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省里有关部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也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三个小时。当时，四川省的主要领导是赵紫阳、段君毅同志，电话是通知段君毅同志立即返回机场。我们外交部一行路途劳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因此四川省的领导与冠华、韩念龙等同志商量后决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机场迎接领导人了。本来这是情理之中的安排，而且也并非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冠华对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而当时这些历史古迹都已关闭，不允许参观。因此大家央求冠华、韩念龙同志出面要求省里关照为我们开放几个小时。冠华其实很疲劳很想休息，他自己多次去过草堂；但看到那么多年轻同志想去他还是答应了大家的要求。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按我们上午的经验，领导人大约要到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宾馆，因此他关照说四点半之前必须赶回，在宾馆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谁又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我们穿过充满游行队伍的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因此他在我们回宾馆前半小时已到达。于是，冠华的另一大罪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候，而是“带了身边人”（指我）去逛杜甫草堂。6月5日，当我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满了大字报，指责冠华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中国第一摄影师”（指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照“黄色照片”。一时部内哗然，纷纷好奇地猜测冠华和我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而实际上，只是我们面对面地坐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可言。“谎言重复千遍即成真理”，处于冠华的位置，我们又不能把照片去贴在大字报上让大家来鉴别。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知道这都是搞垮冠华的前奏。

冠华回来时极度悲伤，他说了一句“总理去了”，再也无法继续。歇了好一阵，他才告诉我，中央通知他去开会，成立治丧委员会。他到达大会堂时，在台阶上碰上当时的卫生部长刘湘屏。刘告诉他，从7日开始，总理病情恶化。他自己十分清醒，他说他最后还要见见一些同志，有些话要讲讲。本来7日下午安排要见冠华，但中午已经很疲乏，医生劝他下午不要再会客，第二天早上再见。总理点头同意了。没想到8日清晨，病情就急剧恶化，未能如愿最后见到冠华和另几位数十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同志。冠华哭了，刘湘屏也哭了。我劝慰他，我说：“我知道你最后没见到总理你难过。不过他最后挂念的几个人中有你，这是种安慰。”在此之前，冠华利用一次见外宾的机会，对1973年底发生的对总理不公正的批评，当面向总理表示当时在会议最后自己的发言也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总理非常宽容地说：“那怎么能怪你呢？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冠华当时在总理需要帮助时，他未能做什么，心里一直内疚自责。总理说：“不要这样想。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在总理逝世之后，冠华唯有这件事感到自慰，他有机会向总理表示过自己的自责。

终于，这不可避免的不幸降临了。1月8日上午，李先念同志突然取消了一起我们亚洲司负责的客人会见。我打电话问冠华出什么事了。他只说了一句：“可能总理情况不好。”中午，他被中央叫到人大会堂开会。我知道有大事发生了，下午没去上班等他回来，因为他走时还没来得及吃饭。

围绕着周总理的丧事，当时的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斗争。由于“四人帮”的势力，国务院发了一道道禁令不许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全国人民、北京人民激愤异常，置禁令于不顾，从白天到黑夜，成千上万的群众拥向天安门。冠华那些日子一面忙着治丧委员会的事，一面为人民的奋起激动不已。总理去世后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时在美大司工作的赵稼来看我们，说起天安门的情景，都很激动。冠华站起来说：“走，我们也去天安门。”我和赵稼提醒他“中央”有禁令，老百姓都不让去，他是高级干部，如果被人发现要惹麻烦。冠华说：“怕什么？悼念总理，何罪之有？”于是司机老杨开车，我和赵稼陪同冠华到了天安门。那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冬日夜长，天安门周围已是一片漆黑，好像有关部门故意把一部分灯光熄灭了。但广场内人声鼎沸，许多人打着手电在念悼词，场外络绎不绝地往场内送花圈。尽管是黑漆漆的夜，却是秩序井然，群情激昂。老杨把车子停在人大会堂东门，我们四人就进了广场。冠华很快被人们认出来了，于是周围聚集了很多人，欢迎他参加群众的悼念。老杨怕出事，坚持把冠华拉回车旁去了。我也怕招来政治上的祸事，劝他回家。

回到北京，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我们只能秘密地让司机把这些东西送到总理医院。那时，除了见外宾，我们包括冠华都见不到总理了。他一直住在305医院。过了些时候，总理在医院见外宾，恰巧陪见是冠华，我是翻译。见完外宾后，总理招呼我和冠华留一下，他谈了些其他事情，冠华请总理多多保重。最后总理颇为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送来的饼干、果仁、面包我都收到了。冠华是知道我从不收礼的。不过这一次我懂得你们是送给病人的慰问，所以我收下了。难得你们想得周到，我很爱吃。”我见到冠华镜片后眼中闪动的泪光，他有点哽咽地说：“总理，你千万要把身体养好！”这一天，当我们离开医院时，总理和冠华紧紧握了手，时间很短，但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最真挚的深情。回家途中，冠华沉默了一路，我知道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早上起床后冠华就心情忧郁。十点多钟，他坐不住了，一定要叫老杨送他去天安门。我们到达时，聚集的人群几乎填满了宽阔的广场，纪念碑上上下下放满了花圈。冠华和我走上了纪念碑。因为是白天，冠华被一眼认出来了。人们欢迎他，说了许多感人的话。从纪念碑往下走时，碰上了几位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记者正在现场采访。他们惊异地发现了冠华，抢先几步，倒退着自上而下拍他往下走的镜头。我问他：“把你拍进去怕不怕惹麻烦。叫他们不要拍吧！”可他却说：“拍吧，就拍我乔冠华在天安门和群众一起悼念总理。”如果“新影”还保留了当年的资料的话，我真想重温一次当年在重重阴霾下冠华的气魄。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之后那些真正做过对不起总理事情的人竟摇身一变大讲如何忠于总理，继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反总理”的帽子扣在冠华头上。80年代初，黄镇同志在谈到这段往事时曾气愤地说：“老乔对总理的感情我知道。总理去世后他去天安门都告诉过我。”然而，当有人决意要把冠华置于死地时，又有谁会尊重历史事实呢？

但是，这告状的事终于使我陷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黑黑的无底洞。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这陷阱是从何时何人开始的。总之，我们被一些虚假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公道可以战胜邪恶，谁能料到最后却是我们自己被定罪为“借刀杀人”！

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月7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而是“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作检查。回家后冠华百思不得其解，给当时任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个电话，问他为什么一切都变了。毛远新用十分冷淡而犀利的口气对他说：“你自己想想，现在中央要集中批邓，你在外交部干什么了？你从来没有联系外交实际批右，批邓，你自己跟着邓小平有没有错误？为什么不揭发，不作检讨？你组织外交部转移‘批邓’方向，打内战，还想利用中央来帮你打内战。”尽管我至今仍不明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出戏，谁是这出戏的真正导演，但戏要以乔冠华的悲剧性垮台为结局这一点是明确的。正在批乔浪潮一步步升级时，紧接着来的一场暴风雨是8月初在通知外国驻华使馆地震期间安排留守人员，其他人员、家属由中国方面提供方便暂时离开北京的问题上，当时的“中央”终于把冠华放到了被打倒的位置上。

我果真被我这该死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老家伙还是有点用处的。我就是最老的！不要轻视老家伙！”“你们是造反派，原谅原谅老家伙，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叫滚蛋！”从主席那里回家，我们精神振奋认为形势并不那样紧张，只是打打招呼，作点检讨，小平同志也无事，外交部经过毛主席批评也无大事，只是今后关系复杂难处！

这年的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北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开始两天，北京的居民只得露宿街头。外国驻华使馆也不例外，因为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帐篷，他们都露宿在使馆室外空地上。冠华此时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但对外他仍是外交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使馆人员的安全负责。地震发生后部内的几位副部长迁入了四十二号宾馆在大草坪上搭起的红丝绒帐篷居住。冠华却坚持住在家里。司机老杨劝他也暂时住到宾馆草坪去，他却说：“此刻是中央随时要找我的时候。一百多个外国使、领馆的安全尚无保障，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安全搬到宾馆草坪上去？只要有一个外国使馆人员伤亡，我如何向世界交代？”7月30日晚，纪登奎同志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柬埔寨客人英萨利。当时，有两个高级代表团正在北京访问，一个是英萨利，另一个是伊朗公主阿什拉芙。由于突发地震，中央决定立即派专机送他们提前去外地访问。这天晚上，纪登奎同志宴请英萨利为他送行，冠华参加。宴会中途，工作人员送进一张纸条。纪登奎看后神色紧张，随即递给冠华。纸条是中办主任汪东兴传来的，内容说根据震情预告，未来二十四小时内以通县大厂回族自治县为震中，可能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看了这个通报，纪、乔都无心应酬客人，匆匆结束宴会后叮嘱礼宾司次日一早一定要送走钓鱼台的两批外宾。冠华回到家里把那份震情通报告诉我后，就立即在地图上找到大厂回族自治县并测量了它和北京的距离。他十分焦急，他说北京可能在第一冲击波上，如果真是有大地震，后果比唐山更严重，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各国使领馆。于是，他通知值班室半小时后在四十二号宾馆草坪上召开紧急党组会议。我陪他去宾馆，党组在草坪上开会，我也已疲惫不堪，从家里搬了个躺椅在主楼边的便道上休息等候。会议开了一个多小时就散了。回家路上，冠华说，党组决定连夜通知各国使馆留下留守人员，其他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由中国民航提供专机暂时撤往广州、上海，待震情稳定后再回北京。有愿意提前休假的，中国方面也将协助解决机票。冠华说他打电话未找到当时的政府主要领导，只好告诉秘书了。由于时间紧迫，因此党组决定一面通知使馆及民航，一面呈文给中央，一定要赶在可能的大地震发生前尽可能撤出大部分外国使、领馆人员。他说震情通报不一定准确，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切不可掉以轻心。要尽一切可能不使一个在华外国人在地震中受伤。

于是，我们从自己当时的十美元零用钱中买了一盒苏打饼干，一大盒夏威夷果。冠华说总理平时最爱吃花生米，他一定会喜欢这夏威夷果。他说路过巴黎时再让曾涛同志准备点总理和邓小平同志最喜欢的法国新月形面包。

冠华为总理的后事投进了全部身心全部感情。那天，他护送总理去八宝山火化，晚上又护送总理去劳动人民文化宫。我一整天没有见到冠华。傍晚，杜修贤同志来电话，他在八宝山为总理照了最后的相。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今天在八宝山他太难过了。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你知道，当总理的遗体要推进去火化时，大家哭得厉害极了。我的镜头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乔老爷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我当时真怕老乔顶不住了。”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然而，在这冷静的背后，总理与冠华之间又是如此深情地关怀着彼此。1974年春天，总理手术之后，开始恢复得很好，但过了几个月病情不幸又复发了。第二年秋天当我随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又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总理的病情恶化了，冠华心情十分沉重。快回国时，冠华同我商量想带点东西给总理。我说：“你不是从来不给总理送礼的吗？”冠华神色黯淡地说：“可是总理现在是病人啊！我想他会懂我的意思。”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当时，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对我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下，冠华已劳累一周，仍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各国的使节在向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总理作最后告别时都见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世界各国的朋友一起为中国外交事业的这颗巨星的陨落默哀悼念。三天过后，冠华终于心力交瘁，发高烧住进了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外交部要召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要求冠华出来主持会议。冠华因病请假，其他两位副部长也生病。最后在动员大会上，有人讽刺说：“外交部不景气，部长们病了好几个。不过今天早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问乔部长病情，医院说他今天的体温是36.5℃。”言下之意自然是冠华假装生病，抵制运动。我参加会议后到医院告诉他，他长叹一声说：“随他们去吧！总理不在了，一切都不一样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联想到1957年，冠华几乎被打成右派，是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保下来了。即使这样，到了1958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周总理处境困难时，冠华还是被定为犯有右倾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前冠华对我讲到那段时期时曾感慨地说：“那时候真是鬼都不上门啊！连带有亲戚关系的也怕沾边，不来了。”我有一种直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能像总理那样了解冠华的又有谁呢？“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正紧锣密鼓地在外交部展开，等待着冠华的将是怎样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不祥预感。冠华是个从不设防的人，他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却无法应付政治生活中的阴谋与陷阱，最后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不过当我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切荣辱都已成为过眼云烟，永远留下的是无情的历史和公正的人民在审视着每一个曾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物的功过。我相信周总理和冠华此时都在天堂，他们都已超脱了人间的烦恼，终于可以毫无顾虑地促膝长谈了。

我不禁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1971年11月，我们参加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参加联大二十六届会议。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对峙阶段，没有任何形式的官方或民间往来。初到美国，出奇地新鲜。我们代表团中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说，要给周总理带点美国东西回去，中国外交的突破，进入联合国，他是奠基人。于是，我们买了一盒巧克力，一盒饼干，这在当时的国内是从来见不到的外国货。回到北京，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总理身边的小高，并且谎称“这是乔部长送给总理的”。我们当时不了解总理与冠华之间三十年形成的相知，以为说是乔部长送的，总理就会留下。谁知事情适得其反。东西送给总理后不久，有一次总理召集外交部许多干部开会。记得是在人大会堂的西大厅。会开完后，总理突然转向冠华，很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送礼？”冠华被问得莫名其妙，说：“我哪里给总理送过礼？”总理说：“你从联合国回来送了我饼干和糖。你应当知道我的规矩，为什么要送东西？我要当着大家问你，你把东西拿回去。”冠华更是糊涂，说他从未给总理送过这些东西。这时，我们与此事有关的几个只好承认是我们干的，用了乔部长的名，没跟他打招呼。总理口气温和多了，说：“是你们的好意，那就算了，送给工作人员大家尝尝，美国来的嘛！不过以后不要这样做了，我从来不收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