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毛主席（第1 / 3页）

回到我们集中的民族饭店，记得已是夜半时分。我躺下不久，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通知说要我立即去毛主席那里，汇报黑格访问会谈情况。看看表，是凌晨三点半。我匆匆赶到主席住处，那天晚上主席只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和我。

这年的7月中旬对于外交部绝大部分干部来说是一个平平常常的炎热的夏季。我唯一感到奇怪的是那两位经常可以进出毛主席住所的朋友王海容、唐闻生突然“失踪”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后的一天中午，她们出现在大食堂里，神情极其兴奋。许多人围着她们，我也凑过去想听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们只说即将发表一个公报，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不过，王海容把我拉到一边说：“告诉你吧，我和小唐去接待基辛格了！”我大吃一惊，问她是不是美国那个基辛格？她说当然。我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她说这是毛主席的果断决策，要打开中美关系，牵制苏联，并说毛主席决定要请尼克松总统访华。我更为惊讶，我说那不是反共头子吗？她说主席认为只有尼克松这样的共和党右派头子才敢走这一步，民主党就不敢。后来，在我参加中美之间的许多高级会谈时，我也亲自聆听过毛主席的许多精辟论述。他曾说尼克松敢于迈出这样一大步来中国正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右派头子，没有人会说他“亲共”。而民主党就不敢。

1970年6月14日，正是我按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我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我，告诉我说毛主席来电话，要我立即去见他。孙毅同志还告诉我，主席特意关照要我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我去就不请假。我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蒙，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我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我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基辛格秘密访华及中国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公报发表之后全世界震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一夜之间改变了世界格局。不久，我接到通知参加这一年10月份基辛格的第一次公开访华接待，从此一次又一次领略了最为激动人心的70年代中国外交的风采。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其中许多事情不仅显示了毛主席雄伟的战略，也充满了毛主席的智慧与幽默。

我再次见到毛主席已是1970年的6月，相距他1964年停止学英语已有六年之久。这期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浪潮中沉浮挣扎，幸有毛主席的一纸批示，才使我在1968年的恶浪中免遭灭顶之灾。1970年5月，我所工作的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在8341部队率领下离开北京前往湖北沙洋干校。当时，我母亲已于前一年去世，父亲九十高龄。周总理考虑到父亲无亲人在旁照料，在请示了毛主席之后，建议我留在北京。我向总理请求不要让我和老弱病残一起留在学校留守处，还是让我去工厂劳动锻炼。总理同意了，指定我去北京针织总厂，并亲自写信给当时进驻针织总厂的8341部队军代表孙毅同志，请他安排我在那里的劳动与生活。这年5月1日的清晨，在湿漉漉的晨曦中我送走了赴沙洋的浩浩荡荡的学校大队人马，独自徘徊在顿时显得无比空旷的大操场上。喧闹了六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在这校园里已经落下了帷幕，留下的却是诸多破灭的理想和期望。我即将走进工厂，当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昔日的梦想与抱负已化作一缕浮云，渐远渐逝，剩下的不过是一片空白……我告别了学校的书斋，告别了西方文学的殿堂，走进了北京针织总厂的大门。孙毅同志把我分配到这个厂的模范班组——台车甲班参加劳动。这个班是当时创造学习毛泽东思想“七字经”的先进车间里的先进班组。工人们热情地欢迎我这个下放的知识分子，认真地教我台车纺织的技术。很快地，我就能独立看一台织布机了。我随着我的小师傅三班倒地上下班，与工人们同吃、同劳动，再也不去想那些飘忽不定的未来，再也不去想连我自己也难于确定的追求，我心安理得，我安心要当一个工人。然而，毛主席没有忘掉我这个他戏称为“老师”的晚辈。我的生活不久又出现了重大转折。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掌舵，才使当时稚嫩的中美关系得以克服种种障碍一步步发展起来。其中有一件我亲自经历的事至今记忆犹新。那件事发生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队黑格将军的访问期间。由于当时“四人帮”的干扰，这件事几乎给尼克松访问带来阴影和挫折，但在最后时刻，毛主席纠正了错误，以戏剧性的大手笔把它变成了幽默喜剧性的结尾。

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我先向杨德中同志作了报告，之后又向周总理汇报。他们两位立即着手落实毛主席关于外语学院教学改革的指示，配备了班子，一个月后我们一行七人奔赴湖北沙洋外语学院干校贯彻毛主席改革外语教学的指示。然而，教改工作进行得不很顺。教师们终于听到重返教室的号召，十分兴奋，在编写教材中都竭力希望搞出科学性强、语言规律性强的教材，而8341军宣队却一味强调“突出政治”，他们认为我们所编的教材是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复辟的产物，并隐隐约约地认为是我歪曲了毛主席指示。于是，9月底我不得不回到北京向周总理、毛主席请示。周总理亲自主持了七次会议，听取军宣队和教师们的两方面意见，最后，终于支持了教师们的意见。当我于11月份重返沙洋前向周总理辞行时，总理说：“毛主席的意见是要你去一段时间，把指导思想弄清楚后就把工作移交给别人，早日到外交部报到。”4个月后，我在沙洋接到北京来的通知说中央领导要我立即结束教改工作，于3月底前到外交部报到。我记得军宣队张政委、孙政委在沙洋干校小会议室向我传达北京的指示时说：“祝贺你参加外交战线！”可我却十分惶悚，十分不安。我从十八岁进入外语学院以后就再没出过外院校门，这里留下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最美好的岁月，最美好的追求，最真挚的友谊。如今要跨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真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但既然是毛主席要我去我还是坚决地服从了。3月29日，我乘学校的吉普车离开了沙洋干校，从此也永远离开了我曾经生活十八年、奋斗十八年的北京外国语学院。3月31日，我去外交部报到，从此走上了我人生悲剧性旅程的顶峰，爱与恨，生与死，辉煌与屈辱……那样地交织在一起，二十年来伴随着我，难分难解，直到生命的尽头！

在关于教改的工作谈完之后，我万万未料到毛主席又提出了我后半生的人生道路的建议。主席说：“教学改革就这样办，你去告诉杨德中同志和周总理，具体事你们去办。我还有一个建议和你商量，你搞完外语教改之后就不要待在学校了。中国需要女外交家，我看你就可以。你这位女同志蛮不简单，能说还能写。你还很有点勇气，你给我的信我都看了，写得不错，有说服力。我们需要这样的女同志去搞外交。所以搞完教改你就去外交部报到。你要是同意，我告诉外交部。”我又愣在沙发里了！我那时心里唯一的奢望就是等这场“革命”结束之后回到我的讲台上去，外交这个大舞台从未在我脑子里出现过。但是既然主席说了，我自然只能表示服从。何况我还要去湖北搞教改，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这也叫“明日忧来明日愁”吧！

我在外交部工作期间，见到毛主席的机会比较多，但大部分是他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我是翻译工作人员。我也参加过其他一些重要谈话，但这一段历史使我至今茫然，许多事始终没有搞懂。70年代毛主席的周围已再也找不到60年代我去同他一起学英语时的那种坦诚、宁静的环境。我觉得主席的住所内有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甚至阴谋。我不知道日趋年迈的毛主席是否还能明察秋毫，对身边的人与事心如明镜。我与主席之间再没有过去那样的无拘无束的闲谈。每次去，总有人警告我不可多说乱说，于是我也总是小心谨慎，免招灾祸。而灾祸最终仍是难免。

之后，毛主席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我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于是，我陪主席走到大会客室。他要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里，问我说：“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我答：“从1966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毛主席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想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我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主席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我说：“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毛主席说：“这些人现在在哪里？”我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主席说：“哦！要弄清楚再解决。”我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主席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我：“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我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我仔细地讲了我的意见。毛主席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他接着给我布置任务，要我向周总理报告他与我的这次谈话并请总理具体落实。毛主席同意我的要求，立即去湖北沙洋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毛主席关照我一定要安排好父亲的生活再动身。他说给我半年期限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在此之前，我应当组织教师把新教材编出来。

然而，毛主席在1971年把我调进外交部使我增长了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段见识，得以在近距离内亲眼见到70年代初期和中期国际政治舞台如何在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中国伟人点拨下发生巨变。现在回想，即使我为此付出了后来二十年的苦难为代价，也是很值得的。

从1966年初夏后的两年中，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里沉浮。1968年秋天，海军军宣队和工宣队进了学校，日子就更难过了。我被列为审查对象，搬到学生宿舍接受监督，眼看就会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里通外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约了另一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写了封信给毛主席，反映外语学院海军军宣队支持极“左”，迫害坚持实事求是的师生。毛主席支持了我们，先是派了当时的北京新市委领导来学校了解情况，以后又在我们的第二封信上作批示说：“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于是1969年的10月，主席身边的8341警卫部队的代表在孙泽福政委的率领下进驻外国语学院。情况顿时改观。而我则从近乎阶下囚的处境一夜之间变为8341军代表的座上客，因为他们来校之前就知道是我向主席反映了情况。也许我生活中的真正转折点就在这里。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外语教师，我所向往的生活模式是精神徜徉于西方文学的大海，现实生活中却过着风平浪静的小日子。即使给毛主席写信也是为了恢复我往日的平静，我全然没有想到过从那时起，我在政治生活中越卷越深，从此再没有能回到我的象牙塔中。

1972年元旦刚过，尼克松即派遣了一个由黑格将军率领的相当庞大的先遣队来北京为他2月21日的访华做全面的准备。先遣队的任务一是黑格与中国领导会晤，进一步商谈公报要点；二是全面落实尼克松访华细节；三是沿着尼克松访华路线访问上海及杭州。我们方面相应地也组成了包括各有关部门的谈判小组。我担任黑格会谈的主要翻译。

此后的六年中我再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然而，在我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却又都是毛主席他那神奇的大手扭转着我的命运。1966年六七月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我对很多现象想不通，给主席写过一封信要求见他。他没有见我，要秘书打电话传达他的话：“主席说他现在不便见你。他要你经风雨，见世面。他还说要‘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忧来明日愁’。要你多保重，等他空一点再见面。”在以后两年中，我带着惶惑不解的心情挨批判、挨斗争，经了风雨，见了世面，没有再去麻烦毛主席。但是当我父亲被北大红卫兵批斗抄家之后，他却立即命令保护父亲。那是在1966年8月29日，北大红卫兵深夜闯进家里，造父亲的反。当夜父亲给毛主席写信。第二天，周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把父亲的信当天就批转给了总理，要总理落实保护父亲的措施。再过一天，9月1日，毛主席亲笔复函父亲，信的内容如下：“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毛泽东九月一日。”后来才知道，主席收到父亲信后立即批给总理，批示说：“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于是，总理核定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我父亲被安全转移到301医院住了三个月后才回家。

在北京的谈判虽然也有不少不同意见，但在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难点逐一解决了。记得1月6日晚上周总理同黑格会晤，黑格在谈话中用了“美国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这样的话，周总理当场给予严厉的反驳，明确地告诉黑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我们是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我们不接受“生存能力”这样的用词。中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那天晚上谈得很晚，送黑格出会议厅时，我看到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神情黯然，我问出什么事了。他们说刚接到电话，陈老总（陈毅同志）去世了！我看着又回到大厅在吩咐事情的总理，他显得有些疲惫。我问：“告诉总理了吗？”工作人员说：“还没有。总理这几天很累，真想让他今晚睡个觉，明天早上再告诉他。这几天又没法休息了！”

春末夏初，我参加“小四清”回来后又去过毛主席那里几次，但感觉主席越来越忙，情绪也大不如过去那样安逸轻松。终于有一天，毛主席对我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我忙说：“主席事情多就不要学了。”那时我丝毫不知道一场大风暴已开始在酝酿。

我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主席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在这六年中，他处理了多少这场“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我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那是1966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红卫兵”横扫“四旧”，人们一片惶恐，一片纷乱！革命老干部、知识分子的权威们纷纷被斗争、被游街……我是惊恐不解之余，才给他写那封信，之后收到的就是他的那几句赠言。真没想到主席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如此微不足道的信件！于是，我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主席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主席接着问父亲的情况，并多次嘱咐我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当我在1971年那个早春的上午背着我那干校带回来的黄色军用书包，里面装着用彩色尼龙细绳编织成套子的玻璃果酱瓶的“茶杯”来到外交部当时的亚洲司四处报到时，我对外交真正的是一窍不通。在我青少年时代的梦想中，也从未出现过“外交家”的念头。此时，毛主席突然把我放在了这个对我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这里无论是专业的性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与我生活、工作十八年的高等学校极不相同，我也很不适应。记得刚到司里时，我被分配到主管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组里。我问一位搞调研的老科员我的工作是什么？他推给我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和一瓶糨糊，说：“这是你的工具。你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看到有关我们主管的这两个国家的消息和资料，就把它们剪下来，用糨糊贴在白纸上，交给我。尺子是为划条线，剪得齐一点！”我说：“好吧！”心里觉得真无聊！这就是搞外交！过了两天又出了一件事。处长小唐告诉我每天早上要到司办去看使、领馆发回的电报，如果有什么事要办，就向处长报告。但只能看我管的那两个国家的夹子里的电报，不能看别的国家的，更不能看司长夹子的。我遵命去看电报。我怕记不住要办的事，就带了一个小笔记本。刚开始看了几份电报，就听到司办秘书老路叫我：“那个看电报的新来的，你过来一下。”我抬头看他，他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桌边，老路认真地审视了我一番，说：“你是四处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问：“你看电报带个本子干什么？”我理直气壮地说怕有要办的事记不住，做点记录。老路笑了，说：“你们处长没告诉你看电报的纪律？”我说没有。老路说：“好吧，我来给你解释。简单地说，你看过样板戏《红灯记》吗？”我说当然看过。他说：“那好！《红灯记》里说的‘密电码’你懂吧！李铁梅一家三代为保护密电码不惜牺牲生命。我们这些外交电报全部是用密电码发的，绝不能泄露，否则就会被破译。因此也绝不可以抄录以防记录本丢失。你倒好！带着笔记本来记录，本子丢了怎么办？你知道这会给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我建议你再去看一遍《红灯记》，加强对保密观念的认识。”此时，我听到围坐桌边看电报的其他处的科员在窃窃地笑。当时我又窘、又气、又恼！心想我干吗跑到这个外交部来受这种窝囊气！那天回家后就想打个报告，要求调回学校。但又一想，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他想培养我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女外交家，我不好违抗他的这番心意贸然离去。但这种一把剪刀，一瓶糨糊的枯燥乏味的工作离一个外交官也实在太远了！

主席正在游泳池住所等我。我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我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主席很高兴地笑，拍拍床沿叫我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我，叫我喝他的茶。主席说：“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

熬了几个月后，我总算慢慢适应了机关小科员的日常程序了。此时，我逐渐地意识到这个大楼里掌握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脉搏。这个楼的第三层集中着像乔冠华这样的一些外交精英。也就在这时发生了基辛格秘密访问的大事，使我对毛主席在外交上扭转乾坤的磅礴气势感受到极大的震动。

我急忙换下工作围单，与六年前一样地骑着我的自行车沿着那条熟悉的马路去中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