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毛主席（第3 / 3页）

我万没想到大约一周之后，接近周末的一天，校务办公室派人找我说主席办公室的秘书打电话找我。当我拿起电话听筒时，那边接话的竟是毛主席的外事秘书林克同志。他说：“主席吩咐我给你打电话，说他同你讲好了，你教他英语。主席问你是否可以从这个星期日就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主席还真把那玩笑当真了！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以为主席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是真的。我一点准备没有，万一教不好怎么办？”林克同志说：“你不要紧张，主席很和蔼，他想读点英文也是作为一种休息，你就来吧。”他告诉我进中南海西门，并说他会关照门口警卫放行。

第一次谈话是在1972年的9月29日晚。那是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缔结中日邦交后离开北京的当日。中日建交这件历史性的大事是毛主席外交决策的重大胜利，他对此也十分高兴。田中首相离京的当晚，毛主席召集参与工作的领导与部分工作人员汇报，在场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及我们几个翻译、工作人员。主席那天情绪很高，谈了与日本的关系，也谈了许多其他的事。我当时坐在面对主席的一张临时搬来的椅子上，毛主席突然对着我说：“我今天要批评我的老师。章老师，你这个人没有出息！”因为当天的气氛特别轻松，我以为毛主席在说笑，于是很随便地笑着回答：“我从来就没出息，主席你批评吧！”此时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你的丈夫早已和你没有感情，你为什么还不离婚？为什么还怕别人知道？”我万没想到主席当着这么多人谈我那失败的婚姻。当时，我虽已分居多年，但由于种种顾虑一直拖着未办离婚手续。我没有想到主席关心我个人生活，一时窘迫得不知作答。主席接着又开导我，他说婚姻不是束缚，没有感情了就要解放自己。他说任何死亡的婚姻对女方是最不利的，如果今后婚姻制度改革，改成男女双方订个契约，一定年限之后或续订或解约，那时间定得太长也对女方不利。毛主席又对我说：“你还年轻嘛，干吗不早点解放自己？我这个老师就是太要面子，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嘛？你还怕别人在背后说你是私生子？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孔夫子也是私生子。私生子聪明呢！”主席一番话使我十分感动。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流着泪说：“谢谢主席的关怀，我一定照办。”后来，当主席听说我办完离婚手续时，他派人深夜送来一筐金日成同志送给他的大红苹果，说是祝贺我自己解放自己了。毛主席把我调到外交部，改变了我的事业前程，这一次毛主席又开导我结束死亡的婚姻，使我个人的生活出现了彻底的转机。那一天的谈话，乔冠华同志也在座，他是个严格恪守道德准则的人，如果不是在毛主席那里得知我的婚姻早已在多年前破裂，他是永远不会对我透露他的感情的。记得他第一次的试探，一开始就问毛主席那天晚上讲的关于你的事是不是真的？可以说，一年多后我和冠华的结合正是毛主席那番谈话播下的种子。

待我再见到毛主席时，已是十三年后的1963年了。那时，我已经读完中学、大学、研究生，成了外语学院英语系的一名青年教师，1957年我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的12月26日是毛主席的七十寿辰。为此主席办了一次家宴，除了他的亲属，外人只请了四位湖南老人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我父亲章士钊。接到邀请时有一项很独特的说明：主席说很抱歉不请夫人但可以带一名子女。于是，父亲又带我去赴宴。这时的我当然已不同于十三年前了。对于要去谒见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我是十分兴奋、紧张，又夹杂着胆怯。不记得是中南海的哪个厅了，当时，主席的几个孩子在。江青似乎在忙别的事，她总是进进出出，饭前没有坐下来参加谈话。记得有一次她进来向主席报告说彭真同志来过，谈过什么事后走了。客人中程、叶和我父亲各带一个女儿，王季范带孙女王海容。我坐在那里很不自在。在场的老一辈人自然都是老友，他们在与毛主席热烈交谈。其他的年轻人似乎彼此熟悉，只有我平日一直住在学校，几乎从来不同父亲朋友们的家庭来往，因而同他们都很陌生，自然也就带着几分拘谨。他们之间谈笑风生无人理睬我，我也只好坐得远远的，听着老一辈和小一辈的高谈阔论。这时，我的那份兴奋与激动早已烟消云散，那种被冷落孤立的感觉使我只想早点结束早点回家。就在这时，毛主席突然从大厅尽头的沙发里朝我说：“含之同志已经当老师了？你教英语有多少时间了？”我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1957年本科毕业，下放农村一年，又读了两年研究生，1960年正式开始教书，三年了。”主席又问：“教什么啊？”我答：“低年级的英语口笔语实践课，还准备高年级的英国文学史讲座。”毛主席说：“你喜欢文学？”我说：“很喜欢。”后来，在我陪同毛主席读英语时，他常常戏称我是“文学派”。谈话到此时，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毛主席的下一个问题竟是：“章老师，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我绝对认为毛主席是在开玩笑。而且即使知道是玩笑，我也惶惶然地不好回答，于是我期期艾艾地说：“主席，我哪里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主席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我不知所措。这时父亲打圆场说：“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主席说：“那好！”我的窘迫过去了，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戏谈，随着家宴结束没有再想过。

1972年9月我正准备随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时，主席在一次临行前的指示谈话时给了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去看望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先生。主席说他很敬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和为人。当时顾老先生已八旬高龄，退休后在美国当寓公。毛主席嘱咐我说不要用官方名义去看他，也不必提是毛主席要我去的。因为顾老先生与我父亲也可称是世交，我可以用晚辈名义去看望他。顾老先生的女儿是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一位局长，可以请她安排。毛主席说要我向顾维钧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并且邀请他回大陆来看一看。毛主席还要我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

那是1950年的国庆节。毛主席在中南海里（好像是怀仁堂）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被邀请的客人很多。那时我随家里人刚从上海迁来北京不久，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十四岁女孩子。我不记得为什么那个招待会请的客人中不少人带了自己的孩子去，反正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见毛主席。当时我对于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上海大都市生活充满眷恋，因而对北京的一切也就充满敌意和那种少年时代极易产生的逆反心理，所以对于后来被人们称为殊荣的去中南海见毛主席并不感到激动，只是为了不违逆父亲的意愿随便去看看热闹而已。父亲带我到大厅时，已是宾朋济济，许多人等候多时了。稍许，高大的毛主席朝父亲走来。他们握手寒暄，互致问候。父亲指指我说：“这是我的女儿，带来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真是荒唐至极。我只是对毛主席看看，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以往家里人从来都告诉我叫谁“伯伯”叫谁“叔叔”，我不懂称呼职务的习惯。倒是毛主席以长辈的姿态拍拍我说：“好嘛！好嘛！有多大了？”还是父亲代我作答，我几乎一句话没说，那倒并非畏惧，只是不知道该跟这位大人物说什么好。于是，主席笑着对我说：“你父亲是大学问家，你要好好向他学噢！”我还是笑笑，点点头。父亲又与许多人握手，大概有不少中央领导，但我都不认识。我只是觉得很无聊，周围全是大人们在讲话。过了一会儿，毛主席带着江青走过来，给父亲介绍，他们似乎也是初次见面。这时毛主席转过来对我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我提议，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再回来。”我挺高兴能从这群大人们中脱身。于是江青笑着要我跟她走。在朝大门走去的路上她又招呼了几个孩子，加上已在门口等候的大约十多个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一群，就跟着江青在中南海里兜转。走了一段路后，我们来到一个好像花园一般的院子里。我们在里面逛了一会儿，江青说该回去吃饭了。于是，大家又一起回到大厅。直到晚宴结束我才又见到毛主席。他和客人们握手告别。那时的毛主席在我印象中特别高大魁梧，坚实沉稳，同我后来的感觉有相当的差异。

给我触动很深的几次谈话是关于我父亲。由于在我尚未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只身去了重庆，1945年回到上海时又带回一位“抗战夫人”，我和他之间那种陌生与隔阂似乎就与生俱来，从没有父女间的舐犊之情。到北京后虽然生活在一起，可我在感情上同他之间的那座冰山始终未能消融。后来，我在入团、入党过程中，自然是毫不勉强、心甘情愿地就把他当成是旧官僚、旧政客的代表，彻底批判；入党后更时时都视他为敌对阶级的代表，记得在外交部工作时，当时一位干部司的领导曾开玩笑说我的档案里如果取掉了我那些批判父亲的材料，几乎就没东西了。在50年代和60年代，这是我们这一代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投向革命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一番开导，我和父亲的关系恐怕直到最后也不能化解，我也就会因此而内疚终生，自责终生。

最终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还是通过了。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尤其是在外交部，一年又一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能不欢欣鼓舞？！然而当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电报到达中国政府，邀请派代表参加本届联大时，外交部的领导踌躇了。从每个人的心里讲，为之奋斗二十多年的事业实现了，自然要扬眉吐气地到纽约去，到联合国的讲坛去一展新中国的雄姿。然而，在那“左”倾思潮泛滥，“四人帮”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的时代，外交部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刚刚从批斗中“解放”出来的，向中央建议派代表去纽约，去那个当时还基本上被美、苏控制的联合国与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弄得不好是很容易被扣上“右倾投降主义”帽子的。

那时候陪主席学英语，周围只有主席、我以及吴旭君护士长三个人，气氛十分融洽。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到主席那里。读完英文，出去散步，然后，主席每次都留我、吴旭君和他一起吃晚饭。在我印象中，晚饭总是有个火锅。主席很爱吃肥肉，他把大块的肥肉放在火锅里，然后蘸着作料大口地吃，胃口很好。主席也叫我吃。上海长大的女孩子大多数是不吃肥肉的。只有在毛主席那里，为了不扫他的兴，我每次都吞咽一两块切成大方块的真正大肥肉，那感觉就像把半块黄油一口吞下去一般。三人晚餐时，我是最放松的，那情景很像是个和睦的家庭，我和小吴陪着我们的长辈吃饭，边吃边闲谈，谈中南海外边的趣事，也听毛主席对许多事的评讲。可惜我事后作的一些简要笔录，“文化大革命”时，都被外语学院的红卫兵勒令交出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到我手中。但是有些谈话给我的启迪是我终生难忘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立即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周总理极为兴奋！外交部的上下也沸腾了！1951年，伍修权同志曾率团去联合国，当时乔冠华是顾问。但那是去参加安理会的辩论，因为联合国诬蔑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是“侵略者”。当时中国的席位是台湾占据的。而这一次在相隔二十年之后，新中国昂首阔步要走进联合国大厅在中国的座位上就座了，这怎能不令为外交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外交战士兴奋不已呢？！

毛主席学英语确实是一种休息。他和我讨论英语词汇兴致勃勃，总能暂时从他那日理万机的繁忙国事中超脱出来。他自己选定的教材是当时发表的批判修正主义的“九评”文章的英译本。这些文章当然都曾经过他的审定，因而他对内容十分熟悉，不必解释。他要我做的仅是告诉他那些政治词汇的中英对照，英语发音以及某些句子的语法结构。每次学英语也不过一个多小时。尽管如此，毛主席却对每一个语文现象都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他问我英语的组词规律。我讲到英语的词根，前缀和后缀，动词、名词的转换以及肯定与否定词义的变换。毛主席听得非常认真。他说：“这个英语还蛮科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从动词‘修正’来的，加上‘lat’就变人，修正主义者。这个很好记，比汉语有规律。”毛主席对发音也很认真。他的浓重的湖南口音自然不可能标准地读出英语，但他却一丝不苟地把“L”和“N”这个湖南、湖北人一般分不清的辅音分辨得很清楚。有几次学完英语，主席要我陪他去院子里散步。春寒料峭，我去拿大衣、围巾，主席却只披一件呢大衣，不戴围巾，不戴帽子。他要我也锻炼不戴围巾，那时的毛主席还是很健壮的。后来到70年代，当我眼见他日趋衰老时，心里常心酸地想起60年代初期的主席。

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于这年10月5日在纽约顾老先生女儿住所拜访了他并共进晚餐。那时老人虽已高龄，但精神极好，并且步履矫健。他极有兴趣地问了大陆许多情况，但却回避了访问大陆的邀请。一年前我们刚刚取代台湾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此时计划访问大陆的确时机尚不成熟。可惜的是，一直到顾老先生逝世，他都未曾有机会回到故土亲眼看一看家乡的变化。

几十年中，我见到毛主席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如今，当我从记忆的深处编织这些往事，化成纪念他的文字时，我却十分惊异地发现，尽管我与毛主席见面时间不多，他却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几乎主宰了我的命运。在我构思这篇文章时，偶尔对朋友说：“我要写毛主席，可不知道如何写才好。”那位朋友说：“就写一个伟人，而不是神。”我知道这是时下的一种潮流，都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但我仍感茫然。自然，毛泽东也是个有千百种普通人的情感的人，但对于我来说，他总有种不可抗拒的近似神灵的力量……我仍然不知如何落笔，我只能从初见主席写起……

10月9日，我从纽约刚到北京，马上接到通知，要我第二天晚上去主席那里汇报与顾维钧会面的情况。这是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唯一一次与毛主席单独在一起谈话。主席对会见问得非常仔细，也很谅解顾维钧暂时不便回大陆访问。他说要向这些国民党的元老们做工作，介绍大陆的发展。联系到次年5月毛主席建议九十二岁高龄的父亲重访香港，与台湾老友恢复联系，共议两岸统一的大计，我深感毛主席在70年代国际舞台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他已开始运筹帷幄，构思祖国统一的蓝图。那天在主席那里，我又感到一种无需戒备的无拘无束。只是看到主席明显的衰老，想起当年健壮的他，心头有一阵阵心酸，祈祷着上苍保佑，让这位巨人在这世上停留得长久些，再长久些……

光阴难再，岁月无情，转眼已是毛泽东主席诞辰一百周年。冷峻的历史在无情岁月中卷走了一个个革命的伟人，即使是毛泽东这样的巨人，也难以百岁人生。我沉浮于历史的激流中，忆起初见主席的情景，当时我还是个孤独寡言的小女孩。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昔日稚气少年饱经了人间沧桑，年近花甲。回首往事，抚今思昔，能不感慨无限，眷恋无限！

毛主席生前爱读历史，几乎每次见到他，他都要谈及中国久远的历史。他也爱谈帝王将相，从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他常常提及的。现在，岁月流逝，毛主席自己也已成为历史，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近的一位伟人。对于他一生的业绩，我相信后人无论如何评说都不可能否认他给中国带来的巨变。对于我来说，我只愿记得他是个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我父亲的一位挚友，曾经改变我人生道路的长辈。至于他晚年所说所做的许多事，包括我所亲身耳闻目睹的一部分，我至今困惑，至今不解，但也不想去研究。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匆匆人生几十载。毛主席的一生如此轰轰烈烈，如此波澜壮阔，我有幸能在他身边受到教益，这已是我一生中的大幸，对于我的匆匆人生而言，实为殊荣。我愿长久地把毛主席对我的教诲留在我余生的记忆中！

接着，毛主席又亲自点将，指示由乔冠华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名单，指派了随团翻译。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毛主席接见了代表团主要成员。记得那一天我坐在主席的会客室里，心情真是激动极了。毛主席说：“我们进了联合国，当然要去！这就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在我们联大代表团途经巴黎乘法航飞越大西洋前往纽约时，冠华心潮澎湃，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就是：此去欲何为？入虎穴，擒虎子！

于是，1964年元旦过后的那个星期日，我到主席那里开始教他英语，从此我生活中一系列的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去之前，父亲要我带一套书给毛主席，是日文版的全套《智囊》，他说是主席家宴那天问他借的。后来，我给主席，主席说看完就还。我说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在主席那里好了。主席说：“那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几周后，果然交给我还给父亲，又换了另一套。我在陪同主席学英语的几个月中一直承担了他和父亲之间的通信员，负责图书交换。父亲去世后，我把父亲留下的最好的书籍全部送给毛主席。他很高兴，问我父亲其他的大量藏书如何处理？我说已决定捐给文史馆，因为父亲生前是文史馆长。主席问拿走没有？我说通知他们两个月了，还未来搬。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文史馆的正常学术活动也受很大影响。主席说：“没拿走很好。你不要去捐给文史馆或其他图书馆，他们放在地下室，结果喂了耗子。你要好好保存起来。书是要让懂书的人看才有价值，你把他们借给真正懂书的人。有借有还，这才是发挥了书的作用。以后可以办一个纪念馆保存起来。”正是主席这番指示，使我决定把剩下的书籍保留至今。现在我也快进入花甲之年，应该着手按主席当年意见筹组成立一个父亲的小型纪念馆，把他的藏书陈列出来，供懂书的人使用。

毛主席还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代表团去联合国，这是件大事。代表团离京、回京都要政治局全体欢送、迎接。前些天，我重新看了一遍当年记载这一段历史的纪录片。我边看边忍不住流泪。不仅仅是我又重新见到了周总理、冠华充满自信的神态，而且为那个年代毛主席外交策略的光辉胜利！至此，我才真正理解半年前毛主席调我进外交部是对我何等的厚爱和殷切期望！

我回家告诉父亲，他很高兴。我说我好紧张。他说大可不必，他同主席是世交，说起来他是杨怀中先生的老友，从20年代起就认识了主席。他说过去称主席“润之”，现在当了领袖了，见面称主席，但毛主席仍尊他为长，称他“行老”。

在这一段经历中，也许还应当提及的是我与主席的两次谈话，一次是主席指点我摆脱我的失败的婚姻；另一次是主席指示我去纽约拜访国民党前外交部长、驻美大使顾维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