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中国席位上（第1 / 3页）
我常常奇怪，冠华的性格极易激动，但是此时此刻，当我们很多随行人员激动得要流泪时，他却十分从容，似乎是去开一个平常的会议。他保持了十分冷静、镇定的神态，坐进了礼宾司长亲自为他拉开的中国名牌后的那张椅子。此时，有记者问他：“乔先生，你现在坐在这张椅子里有何感想？”冠华的回答造就了那张著名的后来获新闻摄影普利策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他笑得那样自然，那样淋漓尽致，一时间感染了周围所有的人。他仅有的回答是：“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那是胜利的笑，是自豪的笑，这联合国大厅内响起的乔冠华的笑声呼应着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声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有谁能挡得住这乔冠华的笑声？后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关于乔冠华的评论，题目就是《乔的笑》。乔冠华就是用这豪迈的笑声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了联合国！
边缘战士知何在？
然而，接下来的联大会议却充满艰巨的斗争。印巴战争在大会期间爆发了！年轻的中国代表团突然之间面临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我们身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没有自己的驻地，没有自己的保密通讯设备。中央离我们那么遥远，很难随时得到周总理指示，而战争又在快速进展。巴基斯坦军队节节败退，安理会天天开会至深夜、凌晨。我们与国内的联系一切都是明电明码，全部掌握在美国手中。幸而当时美国的态度与我们基本一致，都是支持巴基斯坦，反对苏联支持的印度当局肢解东巴。在安理会内中美两国都要求印度立即停火撤军，而苏联代表马立克却想尽办法拖延表决。他们想拖到东巴首府达卡陷落，战争自然就结束了，印度就占领东巴了。此时，美国方面提出先停火，停下来后再谈判撤军，但由于通讯的不便乔冠华没有得到国内指示可以暂不要求撤军。安理会紧张地僵持着，中国要求停火、撤军，马立克说莫斯科没有指示，而前方战场上形势十分危急。这天深夜，周总理从北京打普通长途电话到代表团，批评乔冠华还在坚持撤军要求。周总理说现在一切都要看前方的战局。只要保住达卡，一切还有谈判余地。一旦达卡失守，东巴就被分离出去了，不可能再挽回。因此现在美国人提先停火是正确的策略。先停火，停下来，达卡还在巴基斯坦手中。乔冠华连夜召开会议，商议新战略。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放弃立即撤军要求，但必须立即停火。苏联代表仍在拖延。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终于传来了印军攻克达卡，巴基斯坦守军投降的坏消息。一场分裂巴基斯坦的战争以东巴分离出来为结局而告终。此时马立克在安理会发言说莫斯科指示已到，同意立即停火。当然这已毫无意义。停火已经实现，只是以巴基斯坦军队交出东巴投降印度为停火的代价。美、中、巴以及支持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国家都很失望。安理会通过了一张废纸的要求停火决议，巴方代表夏希愤起把决议撕碎，并率领全体巴代表团退出安理会。当时的气氛十分悲壮。
艾萧未尽兰花开。
虽然这场斗争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代表团匆促上阵，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了一个安理会大国应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对于这场初来联合国就遭遇的突如其来的战争局面，幸而有乔冠华才能在安理会上舌战马立克。但乔冠华自己却因这场斗争而疲惫不堪，身心的劳累使他焦躁、低沉；责任的重大又使他不得不以超出他体能的精力去应付各方面的工作。
乔冠华一行于11月10日到达巴黎，休整一夜后于翌日乘法航赴纽约。当时黄镇同志任驻法大使。他和冠华终生为友。在冠华最后遭到极不公平迫害时，黄镇是坚持公道的少数老干部之一。在冠华逝世后，他和夫人朱霖、宋之光大使夫妇以及宫达非、柯华都是外交部老同志中给予我同情与关怀的人，我永远感激他们！那时，黄镇大使在他官邸给予冠华及其一行十分热情的接待。他和代表团主要成员一起最后一次在行前研究到联合国后的工作方针。我记得官邸的会议室是一间全部都是暗红色装饰的舒适的房间。冠华与黄镇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促膝长谈至深夜。
从那时到现在，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岁月悠悠，当年的一代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即使还在世，也已是耄耋老矣！我自己虽尚未到垂暮之年，但也早已青春不再。回想起那燃烧激情的岁月，无限感慨！但每当我想到昔日的英雄乔冠华最后的凄凉结局时，我不禁想，当年乔冠华的无限风光也许恰恰埋下了他后来遭遇的祸根。记得冠华曾对我说，他深知党内论资排辈的根深蒂固，所以他常常感到自己越是出头露面，越是如履薄冰。他曾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中先后被批判、处分，如果不是周总理惜才，保护了他，就不会有70年代为国增光的乔冠华，他恐怕早已被发配到哪个边远的省份去了。70年代中国外交的形势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造就了外交英雄乔冠华。历史证明，他是靠自己的才华、忠诚和渊博的知识赢得世界的赞誉的。然而，却有一些比他资历深的外交界的老同志愤愤不平，所以在后来乔冠华落难时，那些他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共过患难的“战友”落井下石，必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这是乔冠华晚年最大的悲哀！
第二天，我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班机赴纽约。大使和部长们以及主要翻译购买了头等舱机票。上飞机后，我们才发现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资深主持沃特·克朗卡特和他的助手也在头等舱内。他们在纽约就开始跟踪乔冠华的行踪，并且神通广大地获知了乔和他的代表团将于11月11日乘法航班机赴纽约。于是，克朗卡特赶到巴黎，订购了同一架航班的头等舱机票。当我们最后登机，进入头等舱时，克朗卡特已稳坐在第二排等待着他要采访的人物的到来。尽管克朗卡特非常有礼貌地征询冠华意见是否能接受他采访，但这是一段横渡大西洋的漫长的飞行，如果拒绝采访，双方在这狭小的空间要共度十个小时，将会比较尴尬。当然，乔冠华可能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使对方非常兴奋。他们拿出录音机，问冠华是否在意他们录音。那是我们见到的第一台卡式录音机，其实是最早一代的砖头式的卡式机。采访结束后，克朗卡特取出录音带，诚恳地希望冠华接受他的小小的礼物——这台卡式砖头机。冠华请他干杯，他祝冠华成功。这是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接受的第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我们无不佩服美国新闻媒体的敏感和效率。
我们随行人员对当时的情景都深受感动，热泪盈眶。我们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在中国被孤立二十年后，我们是第一批代表新中国的使者出席联合国大会，任重道远。我们意识到世界各国的代表将从我们身上看到新中国的精神风貌，我们也同样意识到此行不仅有鲜花和掌声，更有艰险和困难。当时台湾虽已撤出联合国，但是他们同美国尚有外交关系，台湾的“大使馆”在华盛顿，“领事馆”在纽约。他们不会甘心失败。此外，美国对中国也仍视为敌对国，对于他们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企图的失败也是耿耿于怀。
法国航空公司对于中国代表团乘坐他们的班机赴纽约十分高兴。他们也采取了保证安全的措施。但是也许他们过于谨慎，当我们在大约下午四点左右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时，法航的机组竟找不到打开舱门的钥匙。我们足足在飞机上等了约二十分钟，他们才找到那把藏得太仔细的钥匙。我们从机舱望出去，那天纽约天气十分阴沉，寒风凛冽，来迎接的人并不很多，大概是以新闻媒体为主。其余就是联合国总部的礼宾司官员以及阿尔巴尼亚等二十多个友好国家的使节。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准备好的书面讲话，随即前往先遣队准备的下榻饭店——罗斯福饭店。先遣队预先已包租了十四楼的半个层面。
百亩园中半是苔，
12月18日，乔冠华率部分代表团成员离开纽约回国。在从纽约到巴黎的飞机上，冠华回顾一个月来在联大的斗争，心潮起伏，写下以下题为“心事”的诗句：
另一首是：
离却喧闹地，
冠华后来自己加注如下：“出国前主席多次找我们去谈话。最后一次，我问主席还有什么交代的，主席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冠华加注：“边缘战士指杜勒斯。1950年11月，我与伍修权出席安理会控告美帝，第一次见到他。”
代表团的所有人，除了乔冠华和熊向晖，都是第一次到美国。一切都那样陌生，也那样新奇。从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到街上行人的“奇装异服”以及那五光十色的店铺橱窗，这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难以想象的。我们在旅馆稍事安顿，大家最渴望的是喝一杯解乏的清茶。但是屋内没有暖瓶，于是大家找到我问我如何弄点开水。我查遍房中的“服务指南”，认为一定是打电话给那个叫“House Keeping”（管家）的部门。于是电话打到管家部，我说我们是十四楼的中国客人，我们要泡茶，需要热水。接电话的说：“你打开热水龙头就有热水。”我说我们是要可以泡茶的很热的开水。他说那你就多放一会儿，水就会很烫的。我说我们不习惯用洗脸池龙头里的水泡茶。那个人说那你只有打电话到房内送餐部了（Room Service），我打到送餐部，我说我们每个房间都要泡茶的开水。他说没问题，马上送来。十分钟后，有人敲门，开门见一位服务员手捧一个精致的银色盘子，上面放一个同样精致的玻璃杯，其中盛着热水！而此时，这也就是温开水了！其他同志都抱怨说这美国饭店怎么不给暖壶，我说今天就凑合吧！这几杯温开水价格不菲，是当做客房送餐计算的，外加小费！大家说这鬼地方真是资本主义，喝杯开水还算钱！第二天，代表团后勤组的头等大事是上街买电壶及暖瓶，并且腾出一间小房专供大家烧开水之用。
1971年11月11日
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那一天，当乔冠华到达联合国大会时，大门外已云集了许多记者。冠华由联合国礼宾司长迎接前往大会会场。记者蜂拥而至，在他的座位前抢占最佳位置。那一时刻，乔冠华成为整个联合国大厅的中心。所有人都驻足观看，“红色中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席卷着这个经历了二十年风霜的最大国际组织。中国终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这个大厅，打破了美国对她的封锁，参与到世界大事的重大决策中来，成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一员，和美国一样，拥有否决权。
前度乔郎今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