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不想吃了我的手稿（第1 / 3页）

萨特知道自己因为眼睛有毛病，不会上前线。年轻时，他曾在一个气象站里服过兵役，这意味着现在他也会被布置做类似的工作——就像海德格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样。（雷蒙·阿隆也会在那年被派往一个气象站；这似乎是哲学家的岗位。）这个角色不用参与战斗，但仍然很危险。不过对博斯特和尼赞来说，危险就更大了，因为他俩体格健全，都可能会被征召去打仗。

张伯伦得意扬扬地飞回英国；达拉第则充满羞愧和恐惧地飞回了法国。下飞机时，欢呼的人群迎接他，但据说他却咕哝着说了一句：“一群白痴！”——反正萨特听到的似乎是这样一个故事。最开始的宽慰感一旦过去后，法国和英国的许多人又开始怀疑协议能否持久。萨特和梅洛-庞蒂都很悲观；波伏娃更愿意寄希望于和平会占上风。针对这件事，他们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法国的假期结束于8月31日，许多巴黎人都在那一天结束乡间度假，回到家里。萨特和波伏娃也回到了巴黎，萨特已经准备好收拾存放在旅馆房间里的军用包和军靴，去他的部队报到。他和波伏娃在图卢兹换乘，却发现去巴黎的火车十分拥挤，根本挤不上去，于是不得不跟一群焦急的人一起，在黑暗的车站和末日的气氛中，又等了两个半小时。另一列火车来了；他们艰难地上了车，成功在9月1日抵达巴黎——那一天，德军入侵了波兰。萨特收拾好他的装备后，第二天一早，波伏娃在巴黎东站目送他离开。9月3日，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

几天后，这场欧洲危机得到了解决——但只是暂时。9月29日，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安排了一次会面，与会者是希特勒、达拉第和张伯伦。9月30日凌晨，当达拉第和张伯伦向希特勒提出的更高要求让步时，房间里没有一位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次日，德军进入苏台德地区。

要是没有范·布雷达神父的英雄精神和精力，全部手稿就可能会遗失。要是胡塞尔在许多人认为他早已退休并隐居起来了很久之后，没有坚持提炼和发展自己的思想，这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此外，如果没有一点运气的话，手稿也无法幸存下来：这提醒我们，即便在管理最有序的人类事务中，偶然性也会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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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档案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现在，大多数仍然与他的藏书一起存放在鲁汶。这些文档已经让研究人员忙了七十五年以上，并以《胡塞尔全集》（Husserliana）为题出版了一个选编版。迄今为止，这部文集包括了42卷著作选、9卷的附加“材料”、34卷各种文件和信函以及13卷的官方英文译本。

梅洛-庞蒂访问鲁汶时，正值1939年最后几个月的和平时期。正如波伏娃后来所描述的，这一年，历史会抓住他们所有人，并且再也不放他们走。

这种差异，凸显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的深层次对立。那十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让海德格尔日益转向复古、守旧和内省，正如他在关于不去柏林的那篇文章中所预示的那样。回应同样的事件，胡塞尔则是转向外在。他用世界主义精神描写了他的生活世界——而且这在一个“世界主义”逐渐被当成某种侮辱的时代里，经常会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暗号。他在弗莱堡与世隔绝，但却用他20世纪30年代去维也纳和布拉格所做的最后几次讲话，向国际学术界发出了大声疾呼。看着他周围的社会和思想“危机”，他敦促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日益崛起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反对只崇尚本地主义，以拯救共同理性和自由研究的启蒙精神。他并不希望任何人回过头去相信一种天真的理性主义，但他主张欧洲人必须保卫理性，因为如果失去了理性，那这片大陆及其更广阔的文化世界，也将随之迷失方向。

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跨文化接触一般都是好的，因为这可以激起人们去反思自我。他猜测，哲学之所以起源于古希腊，并非像海德格尔想象的那样，是因为希腊人与他们自己的存在有一种深刻、内省的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是商人（尽管有时候颇为好战），可以经常遇上各种各样的陌生世界。<a id="ch8-back" href="#ch8">⁽⁸⁾</a>

在他1933年的文章《论本体论之谜》（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中，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提供了一幅美丽的图景，很好地概括了胡塞尔关于“陌生的”遇见以及国际交往能为我们带来什么的观点。他写道：

胡塞尔没有寻找这样一个失落的简单世界。他写历史的时候，会被更为复杂的时代吸引，尤其是那些各种文化通过旅行、移民、探险或贸易产生碰撞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他写道，生活在单一文化或“熟悉世界”（home-world/Heimwelt）里的人，遇到了来自“陌生世界”（alien-world/Fremdwelt）的人。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世界是熟悉世界，而其余的则是陌生世界。相遇后的震撼是相互的，而这会让每一种文化都领悟到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的世界绝非毋庸置疑。一个希腊旅人发现，希腊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希腊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印度和非洲的世界。明白了这一点，每种文化的成员就会理解，一般来说，他们是“世界内的（worlded）”人，不应该认为任何事是理所当然的。

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明白了，在陌生人偶然遇见时，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随之而来，就像一阵风可能会吹落舞台布景上的镶嵌物一样，颠覆那些习以为常的观点——曾经看来切近的东西变得无限遥远，而曾经看来遥远的东西似乎触手可及。

与此同时，布伦塔诺的文稿——仍存放在布拉格的一间档案馆——也经历它们自己的冒险。1939年3月，当希特勒在从苏台德地区向前开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时，一帮档案工作者和学者搜集了大部分论文，并秘密乘坐最后一班离境民用飞机，将它们带出了这个国家。最终，这些论文到达了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存放在那里。少数落下的文件，被德国士兵扔到了办公室的窗外，基本上都遗失了。

那年8月，波伏娃与萨特跟保尔·尼赞和雅克-洛朗·博斯特一起，在胡安莱潘（Juan-les-Pins）的别墅度了整整一个月假。他们看报纸、听收音机，在担心和厌恶中听到了8月23日的纳粹-苏联协约，这意味着，苏联将会提升自己的军事力量，并且不会反对德国是否进犯其他国家。这对任何一个一直支持苏联，将之视为纳粹制衡力量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尼赞绝对有这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萨特和波伏娃也一样。如果苏联不站起来反抗纳粹，谁来呢？战争似乎又一次随时可能爆发。<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

那年11月，范·布雷达再次回到弗莱堡。现在，马尔文娜·胡塞尔已决定申请签证，准备去和她在美国的儿子和女儿团聚，但这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在此期间，范·布雷达安排她搬去了比利时。1939年6月，她抵达鲁汶，最终与春天时已经搬去那里并开始工作的芬克和朗德格雷伯会合。她带来了一大批物件：她的家具，胡塞尔的全部藏书（装了六十个箱子），他的骨灰瓮，以及一幅他的画像——由弗朗兹·布伦塔诺和他的妻子艾达·冯·李本（Ida von Lieben）共同绘制，是胡塞尔结婚之前送给他的订婚礼物。

他们在别墅里晒日光浴时，一个话题再次支配了朋友间的谈话。“从前线回来，是瞎了更好，还是打烂了脸更好？是丢了胳膊更好，还是没了腿更好？巴黎会被轰炸吗？他们会使用毒气吗？”类似的争论，也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别墅里发生过，那里住的是匈牙利作家阿瑟·库斯勒和朋友埃托雷·科尔尼里昂（Ettore Corniglion）；后者说，那年8月的情绪转变，让他想起了奶奶“过去常常让他交替着把脚放进一桶冷水和一桶热水里，来治疗他的冻疮”。

但和平协议有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它削弱了把胡塞尔的文件运出德国的迫切性。直到1938年11月，其中的大部分才从柏林运到鲁汶。当手稿到达，被放在大学图书馆后，图书馆还自豪地举办了一场展览。没有人知道，两年之后，德军将会入侵比利时，而这些文件也将再次面临险境。<a id="ch5-back" href="#ch5">⁽⁵⁾</a>

难怪梅洛-庞蒂会在胡塞尔的新研究兴趣中看到海德格尔“在世存在”哲学的迹象，以及一些其他的关联之处。比如，胡塞尔的后期作品表明，他曾思考过文化和历史的漫长进程，就像海德格尔一样。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巨大区别：海德格尔论存在的历史时，他的著作中泛着一种对家园时光的渴望，哲学可以被追溯到这个失落的时代或地方，并且可以从那里开始重建。海德格尔常常在脑海中浮现的梦想家园，是他孩提时代有着茂密森林的日耳曼世界，以及其中的手工技艺和沉默的智慧。在别的时候，它又让他想起了古老的希腊文化，认为这是最后一段对人性进行过正确哲学思考的时期。当然，海德格尔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希腊迷住的人，这在当时，是一种德国人中的狂热。但其他德国思想家往往会重点关注公元前4世纪时哲学与学术的繁荣，也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而海德格尔却把那段时期视为一切开始误入歧途的时刻。对他来说，真正与存在建立联系的哲学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诸如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西曼德。不管怎样，海德格尔书写德国和希腊的那些著作，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绪，那就是这个人渴望回到森林深处，回到童年的天真之中，回到思想纷乱的弦音最初被搅动起来的黑暗水域中，回到那种每个社会都简单、深刻和诗意的时代。<a id="ch7-back" href="#ch7">⁽⁷⁾</a>

舞台布景的掉落和观念的突然重整，是本书到目前为止描述过的许多相遇的共同特点：海德格尔在少年时期发现布伦塔诺，列维纳斯在斯特拉斯堡发现了胡塞尔，萨特通过雷蒙·阿隆在煤气灯酒吧发现了胡塞尔（和列维纳斯）——接下来还会有很多。梅洛-庞蒂在1939年发现胡塞尔的晚期著作，是这些发现时刻中成果最丰硕的一次。多亏了在鲁汶读书的那一周，他才能发展出他有关人的具身化与社会经验的一套微妙而丰富的哲学。反过来，他的著作又会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将他们与胡塞尔连接起来。<a id="ch9-back" href="#ch9">⁽⁹⁾</a>

胡塞尔晚期的这些作品，与早期作品在精神上十分不同。对于梅洛-庞蒂来说，它们显示了胡塞尔在晚年中，开始远离他对现象学那种内在、唯心的解释，转而朝向了一幅不那么孤立的图景：人如何跟其他人一起存在于世界中，沉浸在感官体验里。梅洛-庞蒂甚至怀疑，胡塞尔吸收了一些来自海德格尔的思想——这种解释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当然，他也可能受了别的影响：有可能来自社会学，也可能来自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l）对不同物种如何体验各自“环境”（Umwelt）的研究。但不论来源是什么，胡塞尔的新思想，包含了对他所说的Lebnswelt（生活世界）的反思——也就是社会、历史和现实语境，虽然我们在其中进行活动，但却常常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注意它们。虽然我们的身体很少需要有意识的关注，但那种“被具身”（being embodied）的感觉几乎是我们所有体验的一部分。当我四处走动或伸手去抓东西时，我会感觉到我的四肢以及我的身体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从内就能感受到我的手和脚，而不必照镜子去看它们是如何摆放的。这就是所谓的“本体感受”（proprioception）——感知到自身——这是经验的重要一方面，但我往往只在出差错的时候才会注意到。当我遇到其他人时，胡塞尔说，我也无疑会认为他们是存在者，有着“他们自己的周围世界，围绕他们活着的身体周围”。身体、生活世界、本体感受和社会环境，都被整合进了现世存在的肌理之中。

胡塞尔完全明白他未发表的著作对后人的价值，虽然它们尚未完成、混乱不堪且字迹很难辨认。1931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我真的相信，我毕生研究中最大、最重要的部分仍在我的手稿里，因为卷帙浩繁，几乎无法整理。”《胡塞尔全集》中几乎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传记作家鲁迪格·萨夫朗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将其比作斯坦尼斯拉夫·莱姆（Stanislaw Lem）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Solaris）中巨大的意识海洋。这个比喻用得很好，因为莱姆的海洋，会通过在人脑中唤起思想和图像，来和那些靠近它的人交流。胡塞尔的档案也以相同的方式发挥着它的影响。

率先去鲁汶看档案的是对胡塞尔的早期作品十分熟悉的莫里斯·梅洛-庞蒂。他在《国际哲学期刊》（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的一篇文章里读到有关这些未发表手稿的消息之后，于1939年3月写信请求与范·布雷达神父一会，继续研究他特别感兴趣的知觉现象学。范·布雷达热情欢迎了他，而梅洛-庞蒂则愉快地在鲁汶度过了4月的第一周，沉浸在胡塞尔曾打算加到《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去的那些未编辑和未发表的部分。<a id="ch6-back" href="#ch6">⁽⁶⁾</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