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不想吃了我的手稿（第2 / 3页）

<a id="ch1" href="#ch1-back">(1)</a> “什么都行，绝不要战争！”：David Schalk，Roger Martin du Gard（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139n.，引用了1936年9月9日的一封信，在小说中也有同样的话。亦见于Weber，The Hollow Years，19。

但弗莱堡也不安全。这座城市靠近法国边境，如果战争到来，可能会率先看到战火。马尔文娜·胡塞尔本来就已经只能任由纳粹摆布：如果他们决定杀进她的房子，那她更无力保护里面的东西。

<a id="ch2" href="#ch2-back">(2)</a> “我不希望”：POL，358。“战争最可恨之处”和建筑倒塌：David Gascoyne，Paris Journal 1937–1939 （London：The Enitharmon Press，1978），62，71。炸弹落下和只有暴政：George Orwell，Coming Up for Air（London：Penguin，1989；初版于1939年），21，157。

在修道院的那些岁月里，伊迪丝·施坦因一直坚持继续她的哲学研究，所以她也留下了一些论文和未出版的著作。修女们竭尽所能地保护了这些东西。但是，1945年1月，撤退的德军经过该地区时，她们在混乱中不得不仓皇逃离，未能一起带走这些论文。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把它们带到比利时大使馆，然后装在外交邮袋里带出德国，这样就能拥有不受干预的豁免权。但距离最近且有豁免协议的部门在柏林，方向正好相反，得走不少冤枉路。范·布雷达询问了弗莱堡附近一座方济各会修道院的修道士，看他们是否能隐藏手稿或帮忙偷运出来，但他们不太情愿。后来，一个本笃会修女出面介入：修女安黛儿根迪丝·耶格施米特（Adelgundis Jägerschmidt）。她来自附近的一个吕贝女修院（Lioba Sisters convent），之前也是一名现象学的学生，时常无视禁止与犹太人交往的规定，在胡塞尔晚年生病期间去拜访他。现在，她主动提出可以把手稿带到她在康斯坦茨的修女姐妹拥有的一所小房子里。房子靠近瑞士边境，从那里，她说，修女们可以把手稿一小包一小包地逐渐带到瑞士去。

3月，在德军离开后，几个修女返回了修道院，和她们同行的还有赫尔曼·范·布雷达。他们发现许多论文仍然到处散落着，于是，在当地市民的帮助下，他们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施坦因的论文。范·布雷达将这些论文纳入了胡塞尔档案。20世纪50年代，学者露西·盖尔伯（Lucy Gelber）把它们带到自己的家里，殚精竭虑地把零散的文本拼凑起来后，分期出版了这些文章，最后组成了一套选集。

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转移这批东西。手稿比书更便于携带，而且更重要。但带着几千页纸开车去边境，肯定也不安全，因为所有文稿是用一种看起来不可读的密码写成的。

1987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伊迪丝·施坦因施行了宣福礼，并在1988年把她封为了圣人。2010年，在一次重新定义日耳曼式“英雄”概念的运动中，她的一尊大理石半身雕像被添入了路德维希二世的巴伐利亚瓦尔哈拉殿堂，这是一座英雄的殿堂，与她一同矗立在森林中俯瞰多瑙河的人，包括了弗里德里希大帝、歌德、康德、瓦格纳等人，以及另一个反纳粹者索菲·斯库勒（Sophie Scholl），她在1943年因抵抗运动而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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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文娜·胡塞尔一直拿不到美国签证，所以战争打响时，她仍在鲁汶。她后来也没走，一直小心翼翼地躲在海伦特（Herent）附近的一座修道院里。1940年1月，胡塞尔的文稿集从大学的主图书馆转移到了高等哲学研究所——时间赶得正好。四个月后，德国开始入侵，鲁汶大学图书馆大部分被炸弹炸毁。这已经是这个图书馆第二次被毁：一座老建筑、一批价值连城的图书和手稿的原始藏品，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毁。<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

因此，事情又落到了圣方济各修会修道士们的身上，又回到了大使馆里的手提箱上。最终，9月24日星期六，范·布雷达看着它们被锁进大使馆的保险箱后，回到弗莱堡，接着又离开德国，到了鲁汶。他随身带了少量文本，以便尽快启动誊录项目。令他大松一口气的是，边境卫兵连看都没看这难以理解的手迹，就摆手示意他通过了。

1940年9月16日，存放于安特卫普的那些装着马尔文娜财物的货柜，在一次同盟国的炸弹袭击中被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向来足智多谋的范·布雷达设法在废墟中找回了一件宝贵的东西——胡塞尔的骨灰瓮，在战争余下的岁月里，他一直将其保存在他修道院的房间里。其他所有东西都炸成了碎片，包括布伦塔诺画的肖像。为了减轻马尔文娜的痛苦，范·布雷达没有马上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他把胡塞尔的文稿藏到了鲁汶的不同地点，以防万一。

范·布雷达说服马尔文娜·胡塞尔必须有所行动。但回到鲁汶后，他还有另一件说服工作要做：要说服他的同事同意转移并保存那里的文稿集，而不只是远程资助一个项目。做完这一切后，他返回弗莱堡，路德维希·朗德格雷伯现在也到了，把布拉格令人紧张的局势甩在了身后。时间已是9月中旬：战争似乎有可能会在数周甚至几天内爆发。

在整个战争期间，马尔文娜·胡塞尔都在鲁汶度过。直到战争结束后，86岁的她才在1946年5月，成功与在美国的孩子团聚，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她在1950年11月21日去世后，遗体被运回德国，葬在了弗莱堡外的古特施泰尔（Günterstal）墓地。在美国时一直保存在她身边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骨灰，此时也与她一同下了葬。如今，他们仍旧安息在那里，身边还多了1973年去世的儿子吉尔哈特，以及一块他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弟弟沃夫冈的纪念碑。现在，人们仍然可以绕着墓地旁边绿色、安静的小路散步，用一个挂在附近钩子上的小水罐来给坟墓洒水。<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

范·布雷达最开始建议就在弗莱堡当地资助这个项目，但在战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这看起来不太可取。他指出，马尔文娜·胡塞尔坚定地继续生活，“就仿佛纳粹政权不存在一样，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她就是纳粹的受害者”，这确实令人钦佩，但可能会对文稿不利。1938年8月29日，当捷克危机开始酝酿，范·布雷达去弗莱堡会见了她和欧根·芬克；他们一起向他展示了文稿集。他惊叹于手稿带来的纯粹视觉冲击：一排一排的文件夹，装着胡塞尔的约4万页速记手稿，外加一万页已经由他的助手转抄出来的打印或手写稿，而在图书馆里，还有在近六十年里收集到的约2700卷书和数不胜数的论文翻印，胡塞尔用铅笔在上面记满了笔记。<a id="ch4-back" href="#ch4">⁽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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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的《遗稿》及其遗孀的处境，引起了比利时的哲学家兼方济各会修士赫尔曼·范·布雷达的注意。他拟定了一份建议，敦促鲁汶大学的高等哲学研究所支持重要弗莱堡文稿的誊录工作——只能由可以阅读胡塞尔速记文字的前助手来做。鉴于伊迪丝·施坦因已经成了卡梅尔派修女，海德格尔也与他分道扬镳，所以，能做这项工作的人，便只有近几年与胡塞尔一起工作过的两人：欧根·芬克，来自附近的康斯坦茨，但现在住在弗莱堡；以及路德维希·朗德格雷伯，目前在布拉格。

他又想到了那个把手稿带到柏林的比利时大使馆的主意。这就意味着，得绕到康斯坦茨去取手稿，而这一次，他亲自过去了。9月22日——同一天，张伯伦与希特勒举行了会见，并得知希特勒提高了对捷克领土的要求——范·布雷达前往女修院。他拿到这些手提箱后，继续乘夜间列车去柏林。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紧张：战争迫近，三个重重的手提箱里装着看起来像是加密过的文件，一列在黑夜里呼啸飞驰的火车。9月23日星期五早晨，范·布雷达抵达柏林，并把这些箱子委托给了市中心外的一座圣方济各修道院，然后去了大使馆——但得知大使不在，也没人能拍板决定。不过，下级官员同意在此期间帮助照管这些箱子。

战争爆发时，另一个被困在低地国家的人，是胡塞尔的前助理伊迪丝·施坦因。完成了论移情的学位论文后，她皈依基督教，担任卡梅尔派修女，成为特丽莎·本尼迪克特修女，1938年，她同姐姐罗莎从科隆的一个社区，搬到了荷兰的埃赫特（Echt），因为当时那儿看起来似乎更安全。

不幸的是，尽管她的姊妹愿意暂时存放这些手稿，但她们认为将其偷运过边境太过冒险。结果，安黛儿根迪丝只得把手提箱留在她们那里，回去告诉范·布雷达这个坏消息。

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荷兰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1942年，他们开始驱杀犹太人。卡梅尔修会试图把这姐妹俩转移到瑞士的一个社区，但这一次根本拿不到出境签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改宗基督教的人可以被免于驱逐，但情况很快就变了，7月，纳粹开始袭击荷兰修道院团体，搜寻任何非雅利安人。在埃赫特，他们发现了伊迪丝和罗莎。这两个女人和许多其他犹太血统的改宗者一起，先是被抓到一个中转营，随后被送入了韦斯特博克集中营。8月初，她们被送往奥斯维辛。在路上，她们的火车经过了家乡弗罗茨瓦夫（Wroclaw）。在车站工作的邮政雇员回忆说，曾看见一列火车停了一会儿，一个身着卡梅尔派修女服的女人看了看外面，说这是她的家乡。红十字会的记录显示，两姐妹于1942年8月7日抵达奥斯维辛。8月9日，她们在比克瑙毒气室被杀害。<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

这是个让人心惊肉跳的计划。如果行动期间战争爆发，这些手稿可能会随着边界关闭而最终分散于两处，一部分甚至可能会在战争期间遗失。修女们面临的危险也显而易见。不过，这看起来似乎是最可行的选择，所以在9月19日，英勇的修女安黛儿根迪丝把4万页手稿装进三个沉重的手提箱中，乘火车前往康斯坦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