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不想吃了我的手稿（第3 / 3页）

从书名上来讲，胡塞尔未完成的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不如《恶心》那样引人注目。但起首的那个词“危机”，完美地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欧洲。从1922年开始，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分子已经在意大利掌权超过十年。在苏联，随着列宁在1924年去世，斯大林到1929年已经掌握了苏联的领导权。而希特勒则在1933年巩固了第一次选举的胜利果实，使得他的扩张野心日益清晰。1936年，西班牙内战在左翼共和军与弗朗哥领导的法西斯主义国民军之间爆发。一切似乎都在密谋分裂欧洲人，把他们引向另一场战争。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尤其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光是战壕里就有大约140万名法国士兵战死。由于很多场战役都是在法国土地上打的，可以说，这个国家真的已经伤痕累累，因此，没有人想看到战争重演。

<a id="ch13" href="#ch13-back">(13)</a> 施坦因的文稿：ibid.，16。瓦尔哈拉殿堂：‘Die heilige Nazi-Gegnerin’，Süddeutsche Zeitung（2010年5月17日）。马尔文娜·胡塞尔的下葬：Van Breda，‘Die Rettung von Husserls Nachlass und die Gründung des Husserl-Archivs——胡塞尔手稿的救援和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66。胡塞尔的骨灰：Herbert Spiegelberg，The Context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81），192n.10，引用自他女儿Elisabeth Husserl Rosenberg提供的信息。

本章中发生了一场危机，两次英勇的营救，以及战争的爆发。

书中的尝试并非全都有效，但萨特抓住了那一周的怪异特质，千千万万的人试着习惯开始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他们的人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工程或操劳。这本书也显示了萨特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在未来的几年里，他越来越感兴趣的是，当人们被巨大的历史浪潮席卷时，每一个人仍然可以保持自由和独立。

<a id="ch8" href="#ch8-back">(8)</a> 熟悉世界、陌生世界和希腊人：Husserl，‘The Vienna Lecture’，出自Crisis（Appendix I），269–99，尤其是279–89。

萨特在《延缓》（The Reprieve）中试图捕捉危机中的情绪，这本书是他《自由之路》系列的第二卷——直到1945年才出版，但故事设定在了1938年9月23日—30日的那个关键一周。书里的每个人物都在努力去适应他们可能没什么未来，而一切也将不复从前的想法。萨特用从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借来的意识流方法，从一个人的思想滑入另一个。年轻人鲍里斯（原型是萨特先前的学生雅克-洛朗·博斯特）算计着开战后他在军队里能活多久，然后推测了他还能指望在死前吃上多少煎蛋卷。在一个关键时刻，当大家聚在一起用收音机听希特勒讲话时，萨特从这个场景退出来，向我们展示了整个法国，然后是整个德国和欧洲。“一亿个自由的意识，每一个都知道墙壁，雪茄一明一灭的烟蒂，熟悉的面孔，而每个都在自己的责任上构建着它的命运。”<a id="ch2-back" href="#ch2">⁽²⁾</a>

<a id="ch9" href="#ch9-back">(9)</a> “我从我自己的经历中明白”：Marcel，‘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在他的The Philosophy of Existence，27。

对于一位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年轻存在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终极的冒犯。战争，就像从桌子上扫落玩具一样，威胁着要清除所有个人的想法和关怀。英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大卫·盖斯科因（David Gascoyne），当时正担惊受怕地生活在巴黎，他在那一周的日记中写道：“战争最可恨之处在于，它让个体变得毫无意义。”盖斯科因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试着想象轰炸机飞过天空，许多建筑倒塌。眼前灾难的类似景象，也像幽灵一样徘徊在乔治·奥威尔出版于次年的小说《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里：广告业经理乔治·鲍林走在郊区的街道上，想象着房屋被炮弹炸得粉碎。一切熟悉的事物似乎都要消失了；鲍林担心，在那之后，将会只有无止尽的暴政。

在20世纪早期，布拉格已经发展成一个现象学的中心，部分原因是托马斯·马萨里克——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塞尔的朋友，他曾说服胡塞尔去跟随弗朗兹·布伦塔诺学习。马萨里克死于1937年，所以没有看到灾难降临到他的国家身上，但在此期间，他做了很多事来促进现象学的发展，还帮助布伦塔诺之前的其他学生在布拉格市档案馆搜集老师的论文。1938年，随着德国入侵的威胁，布伦塔诺的档案危在旦夕。唯一让现象学家们感到宽慰的是，胡塞尔文稿不在这里。

<a id="ch3" href="#ch3-back">(3)</a> 意识流：萨特要归功于伍尔夫和多斯·帕索斯：Sartre，‘Please Insert 1：1945’，出自The Last Chance：Roads of Freedom IV，22–3，这在23页。煎蛋卷：Sartre，The Reprieve，192，232。“一亿”：ibid.，277。“哲学不仅仅是一种沉思”：Sartre，War Diaries，185。

在那个年代初期，也就是她丈夫还活着，而纳粹刚掌权之后，他们曾经讨论过把他的文件运到布拉格，因为看起来，它们在那里似乎可能更安全些。胡塞尔曾经的学生、捷克现象学家扬·帕托什卡，愿意协助安排这件事。但幸运的是，事情没办成，因为如果真那么做的话，文件将会一点儿都不安全。

<a id="ch4" href="#ch4-back">(4)</a> 提议把胡塞尔的文稿搬去布拉格：Josef Novák，On Masaryk（Amsterdam：Rodopi，1988），145。马尔文娜·胡塞尔与文稿的拯救：关于这一点和下面的记述，参见Van Breda，‘Die Rettung von Husserls Nachlass und die Gründung des Husserl-Archivs——胡塞尔手稿的救援和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39–69。

在弗莱堡，胡塞尔已经无法目睹那个秋天的事件，但他的遗孀马尔文娜仍住在郊区的房子里，守着他的图书馆和汗牛充栋的遗稿、文书及未发表的著作。她当时已经78岁，独自一人生活，虽然信仰基督新教，但却被官方列为了犹太人，因此，她极为弱势，但她靠着刚烈十足的人格力量，暂时把危险挡在了外面。<a id="ch3-back" href="#ch3">⁽³⁾</a>

<a id="ch10" href="#ch10-back">(10)</a> “我真的相信，我毕生研究中最大……”：Dan Zahavi，‘Merleau-Ponty on Husserl：a reappraisal’，出自Toadvine和Embree编辑的Merleau-Ponty's Reading of Husserl，3–29，这在7页，引用了Husserl写给Adocf Grimme的信，出版于《胡塞尔全集》中，Iso Kern编，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Husserliana XV）（1973），lxvi。《索拉里斯星》的海洋：Safranski，Martin Heidegger，78。历史会抓住他们所有人：POL，359。

但到1938年时，已经没有几个人敢对和平再抱希望。那年3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9月，他开始对高度德意志化的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虎视眈眈——胡塞尔的故乡摩拉维亚就位于其中。英法两国领导人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同意了希特勒最初的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特勒视之为更进一步的鼓励，因此在9月22日，他要求行使全面军事占领的权利，而这将会有效地为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其余领土开启大门。随之而来的便是所谓的“慕尼黑危机”：一个礼拜期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听收音机和看报纸，唯恐随时宣战。

<a id="ch11" href="#ch11-back">(11)</a> “什么更好？”：POL，372。“过去常常……治疗他的冻疮”：Koestler，Scum of the Earth，21。去巴黎的旅程：POL，375；Beauvoir，Wartime Diary，39（1939年9月1日）。

法国的确有些极右组织——法兰西行动战线（Action française）和更新、更激进的火十字团（Croix-de-Feu）——但和平主义风气让这些组织的影响有限。小说家罗杰·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在1936年9月写信给一位朋友时，表达了一个普遍的看法：“什么都行，绝不要战争！什么都行！……甚至是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不要逼我，因为我会说：是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出现在法国’！”波伏娃的看法也类似，她对萨特说：“战争下的法国必定会比纳粹治下的法国更糟吧？”但萨特不同意，因为他曾近距离地见过纳粹。像往常一样，他用想象力写下了耸人听闻的细节：“我不希望被逼着吃了我的手稿。我不想让纳粹用茶匙把他的眼睛挖出来。”<a id="ch1-back" href="#ch1">⁽¹⁾</a>

<a id="ch12" href="#ch12-back">(12)</a> 鲁汶大学：Van Breda，‘Merleau-Ponty and the Husserl Archives at Louvain’，出自Merleau-Ponty，Texts and Dialogues，150–61，这在152页。胡塞尔的骨灰瓮：Van Breda，‘Die Rettung von Husserls Nachlass und die Gründung des Husserl-Archivs——胡塞尔手稿的救援和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66。肖像画的损毁：Spiegelberg，‘The Lost Portrait of Edmund Husserl’，342。伊迪丝和罗莎·施坦因，Edith Stein，13–15。

<a id="ch5" href="#ch5-back">(5)</a> “Les cons！”（一群白痴）：萨特以达拉第下飞机时说的这句话结束了The Reprieve：Sartre，Le Sursis（Paris：Gallimard，1945），350；Sartre，The Reprieve，377。关于和平的辩论：POL，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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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ch6" href="#ch6-back">(6)</a> 芬克和朗德格雷伯：参见Ronald Bruzina，Edmund Husserl and Eugen Fink（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522，和他的‘Eugen Fink and Maurice Merleau-Ponty’，出自Toadvine和Embree编辑的Merleau-Ponty's Reading of Husserl，173–200，这在175页。胡塞尔的肖像画：见Husserl，‘Recollections of Franz Brentano’（1919），出自Shorter Works，P．McCormick和F．Elliston编（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1），342–48，和Spiegelberg，‘The Lost Portrait of Edmund Husserl’，341–2。（胡塞尔的女儿把它挂在她在弗莱堡的公寓墙上，一张肖像画的照片被用来重绘这幅画：参见Spiegelberg文章中的插图。）布伦塔诺的文稿：J．C．M．Brentano，‘The Manuscripts of Franz Brentano’，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20（1966），477–82，这在479页。（作者是布伦塔诺的儿子。）胡塞尔档案：参见Husserl-Archiv Leuven，Geschichte des Husserl-Archivs（《胡塞尔档案的历史》），和网站http://hiw.kuleuven.be/hua/，以及《胡塞尔全集》文卷的列表，在http://www.husserlpage.com/hus_iana.html。梅洛-庞蒂的来访：Van Breda，‘Merleau-Ponty and the Husserl Archives at Louvain’，出自Merleau-Ponty，Texts and Dialogues，150–61，这在150–52页；Bruzina，‘Eugen Fink and Maurice Merleau-Ponty’，出自Toadvine和Embree编辑的Merleau-Ponty's Reading of Husserl，173–200，这在175页。这部作品有助于理解二人观点的关系。

对于萨特个人来说，令人意外的是，他在1938年竟然通过读海德格尔为自己的焦虑找到了答案。他爬上了《存在与时间》的山麓缓坡，不过直到两年后，他才登上更陡峭的山坡。回头来看时，他回忆道，在那一年里，他渴望“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不仅仅会是沉思，更是智慧，是英雄精神，是神圣”。他将此比作了古希腊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雅典人远离了亚里士多德科学的冷静推理，转向了斯多葛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更个人化和“更直接”的思想方式——“教他们生活”的哲学家。

<a id="ch7" href="#ch7-back">(7)</a> 不被注意的生活世界：Husserl，Crisis，123–4；亦见于D．Moran，Husserl's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an introduction（Cambridge＆New York：CUP，2012），178–217。胡塞尔的分析与诸如Max Weber和W．I．Thomas等社会学家有很多共同点，和Alfred Schulz也有共同点，他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对外国陌生人的“世界”的破坏的雄辩论文，部分基于他自己作为逃离纳粹主义的移民经验（Alfred Schutz，‘The Stranger：an essay in social psych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49 ［6，1944年5月］，499–507）。胡塞尔也可能受到了文学家Jakob von Uexküll的影响，他写了客观世界或不同物种经历的环境。例如，一条狗拥有一个气味丰富，但没有颜色的世界。J．von Uexküll，Theoretical Biology （London：Kegan Paul，1926）。本体感受：Husserl，Crisis，107–8；161–4。他者：ibid.，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