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嚼碎开花的扁桃树（第1 / 5页）

总之，惊慌平息下来了，协议也运转良好。他们平安度过了那两年时光，然后成了一段长期但不排他的情感关系中的搭档，并且延续终生。这种关系能维持下去，或许是因为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之后，他们的关系里已经不再有性了。（她写信给纳尔逊·阿尔格伦说：“我们大概做过八年或十年，但在这方面相当不成功，于是不做了。”）他们还就两个长期条件达成了一致。一是他们必须告知彼此他们与其他人的性关系：必须诚实。当然，他们没有完全恪守这一条。二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必须始终在第一位：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之间是“必然的”，而其他关系则只能是“偶然的”。这一条他们倒是坚持了下来，不过也因此赶跑了许多长期情人，因为他们慢慢都厌倦了被视作偶然。但那就是协定，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从一开始就知道。

萨特那个由反传统者和煽动者组成的小团体，以他和他最好的朋友保尔·尼赞为中心，他们会坐在咖啡馆里打发时光，对着任何冒险靠近他们的人，大声抨击哲学、文学和中产阶级行为中不可冒犯的观念，攻击任何展现娇弱感情、“内在生活”或灵魂的话题；他们曾因为拒绝参加学校的宗教知识考试而激起了众怒，因为谈论人是肉体欲望的集合，而不是高贵的灵魂，震惊了所有人。在傲慢无礼的外表之下，他们有着那种接受过无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拥有的从容自信。<a id="ch18-back" href="#ch18">⁽¹⁸⁾</a>

每一个认识梅洛-庞蒂的人，都觉得他身上散发着幸福的光热。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开始也感到了它的温暖。她一直在等着有个人可以让她倾慕，现在看来，似乎他就可以。而且她还曾一度认为他是做男朋友的料。但他淡定的态度，让性情更偏好斗的她有些不安。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他的大毛病在于“性格不激烈，而上帝之国是为激烈之人准备的”。他坚持与人为善。“我觉得自己太不一样了！”她喊道。她是一个有着强烈好恶的人，但他在任何境遇中，都会从多个侧面去考量。他认为人是各种品质的混合体，并愿意把人们都往好处想，但她在年轻时，却把人类视为由“大量不值一提的人和一小群被上天选中的人”组成。

正是这个时候，在1929年，波伏娃通过一位名叫马休（Maheu）的朋友，接触到了萨特的团体。她觉得他们既令人兴奋，也让人生畏。她因为对待学业非常认真而遭到了他们的嘲笑——可她当然要认真对待了，因为在索邦大学读书，代表了她努力要达成的一切。教育对她意味着自由和自主，而男生们却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不过，这个团体接纳了她，她和萨特也成了朋友。他和其他人称她为Castor或者the Beaver（意为河狸），大概是指她总是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但同时也是她的姓氏和相近英文单词的一个双关语。萨特没有梅洛-庞蒂那种令人气恼的淡定：他是一个说话大声、不肯让步的极端分子。他不会屈尊做她的兄弟，所以他成了她的情人，而且很快，他们对彼此就开始变得甚至比情人还重要了。萨特逐渐把波伏娃当成了他的盟友，他最中意的对话者，他任何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最佳读者。他赋予了她雷蒙·阿隆曾在他早年学生时代扮演的角色：与之探讨任何想法的“会饮哲学家”（symphilosopher）。

梅洛-庞蒂出生于1908年3月14日，只比波伏娃小两个月，但内心却更加闲适自得。他在社交场合中冷静沉着、游刃有余，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大概是他的童年非常快乐。他小时候感受到很多爱和鼓励，他说，从来不需要努力获得赞许，因此，他的性情一辈子都是乐乐呵呵的。他有时候也会急躁，但正如他在1959年的一次广播采访中谈到的那样，他的内心几乎总是安适平和的状态。换句话说，他大概是整个故事中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一项珍贵的天赋。萨特后来曾在谈及福楼拜童年缺少关爱时写道，当爱“出现时，情绪的面团会浮上来，当爱缺失时，则会沉下去”。梅洛-庞蒂的童年一直都很好地浮着。不过，事情肯定不像他暗示的那样轻而易举，因为他父亲在1913年死于肝脏疾病后，他、他哥哥和妹妹是由母亲一人带大的。波伏娃和她母亲的关系很紧张，相较起来，梅洛-庞蒂却始终都全心全意地侍奉他母亲，一直到她去世。<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

他们考虑过结婚，但两人都不想要一场中产阶级的婚姻——或者孩子，因为波伏娃决心不再重演她和母亲不愉快的关系。某个傍晚坐在杜乐丽宫（Tuileries）花园的石凳上，她和萨特达成了一项协议。接下来，他们做两年的情侣，之后再决定是否续约，分手，或以某种方式改变他们的关系。波伏娃在她的回忆录里坦言道，自己一开始被这种临时约定吓到了。她对这次交谈的叙述，充满了被强烈情感铭刻于心的细节：

这两次不幸之间并无因果关联，但波伏娃一直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虚伪害死了她朋友。她原谅了梅洛-庞蒂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始终觉得他过于心安理得，太过尊重传统价值。在她看来，这是他的一个缺陷——她发誓，决不能听任它出现在自己的人生中。

波伏娃在得知真相后愈发觉得恶心。肮脏的中产阶级就是这样！伊丽莎白的母亲典型地展示了中产阶级式道德主义、残酷和懦弱。而且，波伏娃认为后果是真的要人命那种。伊丽莎白非常沮丧，又在感情危机期间染上了重病，可能是脑膜炎。最终，她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一岁。<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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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对她最好的朋友伊丽莎白·勒·可因（在波伏娃的回忆录里被称为Zaza）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伊丽莎白同样被梅洛-庞蒂“无懈可击”的品质和缺乏痛苦搞得很烦恼，但她仍然热烈地迷上了他。与无懈可击恰恰相反，她容易陷入极端的感情和过分的热情，这在她们少女时代的友情中，曾让波伏娃感到很沉醉。现在，伊丽莎白想要嫁给梅洛-庞蒂，而他似乎也有这种渴望——直到他突然中断了这段感情。后来波伏娃才得知原因。原来，伊丽莎白的母亲认为梅洛-庞蒂和她女儿不合适，于是警告他放弃，要不然她就揭露他母亲的一个所谓秘密：她曾出过轨，并且孩子中至少有一个不是她丈夫的骨肉。为了避免这桩丑闻影响他母亲和即将结婚的妹妹，梅洛-庞蒂退出了这段感情。

在此之后不久，波伏娃那种“激烈”和固执己见的一面，终于得偿所愿——她遇到了让-保罗·萨特。

通过一位朋友认识梅洛-庞蒂时，波伏娃刚开始独立的学生生活。她在日记里记下了对他的印象，以为他叫“Merloponti”。他的个性和长相都颇具吸引力，她说，尽管她担心他对长相有点儿太过自负。在她的自传中（她为他取了个化名：Pradelle），她描述了他“清澈、很是帅气的脸庞，浓密的黑色睫毛，以及男学生那种欢乐、爽朗的笑声”。她立刻喜欢上了他，但这毫不意外，她补充道。每个见到梅洛-庞蒂的人，总是会立即喜欢上他，连她母亲也是。

那里有一种用作靠背的栏杆，离墙壁稍稍有些距离；在后面那个像笼子一样的空间里，有一只猫在喵喵叫。这个可怜的家伙太大，卡住了；可它是怎么进去的啊？有个女人过来喂了这只猫一些肉。然后，萨特说：“我们来签一份两年的合约吧。”<a id="ch19-back" href="#ch19">⁽¹⁹⁾</a>

对于西蒙娜·德·波伏娃来说，经过一场斗争之后，独立自主才最终到来。1908年1月9日出生在巴黎的她，虽然基本上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但所处的社会环境却有些守旧，用一些女性气质和文明教养的标准观念将她团团围住。她的母亲弗朗索瓦丝·德·波伏娃（Françoise de Beauvoir）坚守着这些准则；她的父亲则随和多了。西蒙娜的叛逆始于童年，在青少年时期变得更激烈，而到成年之后似乎还在依然持续。她对工作的终身奉献，她对旅行的热爱，她不要孩子的决定，以及她非传统意义上的伴侣选择，都表明了她对自由的献身精神。在她的自传第一卷《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中，波伏娃用这些角度呈现了她的人生，并在回忆她母亲最后一次患病的《一场毫不费力的死亡》（A Very Easy Death）中，进一步反思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

幽闭、陷阱、窘迫，投喂行善的残羹冷炙：对于一个所谓有关自由的故事来说，这样的意象着实可怕，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不祥的梦境。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她用象征性的细节丰富了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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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喜欢他的品德：“我不知道还能从谁身上学到快乐的艺术。他轻易地就能承担起整个世界的重量，所以它也不再重重地压在我身上；在卢森堡公园，清晨蔚蓝的天空、碧绿的草坪和太阳，就像在过去那些天气总是很好、我也最快乐的日子里那样闪闪发光。”但有一天，在和他一起绕着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里的湖散完步，欣赏完天鹅与小船之后，她心里惊叹道：“噢，他真是毫无痛苦啊！他的平静冒犯了我。”此时已经显而易见的是，他不会成为一个合适的恋人。他更适合当兄弟；她只有一位妹妹，因此兄弟这个角色是空缺的，并且完全适合他。

萨特出生于1905年6月21日，比波伏娃大两岁半，作为备受宠爱的独子，他同样拥有一个中产阶级的童年。而且和梅洛-庞蒂一样，他也从小就没有了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Jean-Baptiste Sartre）是一名海军军官，在让-保罗一岁时便因为肺结核而去世了。从很小开始，萨特就备受母亲安妮-玛丽·萨特（Anne-Marie Sartre）以及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外公外婆的溺爱。每个人都喜爱他那女孩子似的卷发和精致的面孔。但两三岁时的一次感染，让他的眼睛出现了毛病。在浓密卷发的遮盖下，这几乎注意不到——直到有一天外公带他去剪了一个很短的发型，他受伤的那只眼睛才暴露出来，而一同暴露的，还有他那鱼一样的嘴唇和其他令人尴尬的特征。萨特在讲述他早年经历的回忆录《文字生涯》（Words）中，高度讥讽地描述了这一切。他轻松的语调，在描述自己的长相时，变得更加轻松活泼，但他确实被人们对他的态度变化伤到了。他始终都对自己丑陋样貌的话题耿耿于怀——提及此事时，他用的总是丑陋这个生硬的词汇。有一段时间，这让他感到羞于见人，但随后他决定，不能让这件事毁了自己的人生。他不会为此牺牲他的自由。<a id="ch17-back" href="#ch17">⁽¹⁷⁾</a>

成为朋友之后的第一个夏天，由于其他学生都放假离开了巴黎，所以他们基本上只能彼此为伴。他们会出去散步，一开始在巴黎高师的花园——对波伏娃来说是一处“令人倾慕的地方”——后来在卢森堡公园，坐在“某个女王或其他人的雕塑边上”，讨论哲学。虽然她在考试中超过了他，但她发现在他旁边时，自己会很自然地接过哲学新手这个角色。事实上，她虽然有时会在争论中偶然胜出，但更多时候，讨论到最后，她只会开心地喊道：“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我不但无力回应，我甚至还没找到提出问题的合适方式。”<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

他母亲再婚后——嫁给了一个萨特不喜欢的男人——他们搬去了拉罗谢尔（La Rochelle），在那里，他常常会被强壮和粗野的男孩们欺负。这是他童年里一次巨大的危机：他后来说，对于“偶然性、暴力和事物存在方式”，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拉罗谢尔的孤独生活都教给了。但是，这一次他也拒绝屈服。他熬了过来，全家搬去巴黎后，他被送进了一系列优秀学校就读，再次变得活泼开朗，最终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从一个边缘人，变成了学校里最受欢迎、最狂放和最强大的圈子的领导者。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都是一个善于交际的领袖型人物，虽然顾虑重重，但在主宰一个圈子时从来不会犹疑。

真正让波伏娃恼火的是，梅洛-庞蒂似乎“完全适应他的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并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了中产阶级社会”。有时候，她会向他大声抱怨中产阶级道德的愚蠢和残酷，但他会心平气和地表示不赞同。他“同他的妈妈、妹妹相处融洽，不认同我对家庭生活的厌恶”，她写道，“他也不反感去派对，偶尔还会去跳跳舞：为什么不呢？他带着无辜的神情问我，这平息了我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