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常人，呼唤（第1 / 5页）

在那几年里，他或许自己也感到了一些困惑，而且无疑在表达他的思想方面遇到了困难。1935年7月，他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他近来在研究中完成的东西，只有一点儿“轻微的口吃”。但他一直在翻译东西，并随信附上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歌队演唱《人之颂》（Ode on Man）的片段。（1943年时，他还私下把这部分译文打印出来，作为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已出版的海德格尔德语译文的英译本是这么开头的：

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海德格尔来说，这一切真的事关所有德国人。

多种多样的离奇当道，没有哪一种比人更离奇。<a id="ch19-back" href="#ch19">⁽¹⁹⁾</a>

在描述海德格尔时，“模糊性”这个词还会一次又一次冒出来，不仅适用于他的性格或行为，也适用于他的哲学。从1945年开始，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便一直在试着搞清楚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否会被他的纳粹主义完全否定，还是可以撇开他的个人和政治污点，孤立地来评价其思想。有些人提出挽救某些部分，舍弃其余部分，埋葬那些很像核废料的危险部分，保留那些偶尔被认为有益的片段。但这似乎也不能令人满意：海德格尔的哲学构成了一个复杂、难懂的整体，其中每一个部分都相互依存。如果你试图把一切令人不快的东西移除出《存在与时间》，那么整个结构就崩塌了。

海德格尔之前的一位学生汉斯·约纳斯回忆说，这些迂回的术语即便在更早的讲座里也有，只是约纳斯那会儿并没有察觉到。他没有发现是因为他没有被调节成那种思维方式，但回过头再看的话——他告诉一位采访者——他认出了讲座中那种“鲜血与土地”的语言，以及在海德格尔对决心和历史的讨论中，与偶尔具有反法倾向的政治题外话和他对黑森林乡村风俗的强调中，所具有的那种“（该怎么说？）原始的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这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种古怪想法罢了。约纳斯直到得知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后，才重新评估了他对很久之前那些研讨会的记忆。“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某些特征，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然后说，‘是的，我之前漏掉了某些东西。’”<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

更何况，海德格尔的每一种重要思想，几乎都有某种内在的模糊性。最危险的观念，也可以是贡献最多的观念——比如那些呼唤我们达至本真和“答复感”的段落。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写Mitsein（共在）的那些部分：他是第一位把这种体验作为其哲学研究中核心一面的哲学家。他优美地写到对他人的“烦神”（solicitude）：那些我们出于关切和同情，“奋不顾身”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刻。然而，这并没有让海德格尔展现出一点对那些在纳粹德国遭受苦难或迫害之人的同情。他可以写共在与烦神，但无法将其运用在历史之上，或是他身边之人的困境上，包括那些似乎与他很亲近的人。<a id="ch18-back" href="#ch18">⁽¹⁸⁾</a>

在《存在与时间》的这些页里，海德格尔听上去最法西斯。毫无疑问，他写关于死亡和决心的段落时，是在用政治术语思考。然而，即使在这儿，海德格尔的基本概念也本可能得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就像他的“常人”和本真性观念可能引导他对极权主义的洗脑进行抵制一样，他的决心和接受必死性的观念，本来也可能形成一种勇敢抵抗纳粹及其恐吓手段的框架。它本来能成为一种反极权式英雄主义的宣言。但很显然，海德格尔是有意在文本中呈现了大量异常激烈的政治意涵——不过，也或许只有那些早已亲纳粹的人才能看出来。

他无疑并不清楚他让他的朋友们经受了什么。许多了解他的人，尤其是胡塞尔、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不但被海德格尔的模糊性搞得很困惑，也被他的行为和态度伤害到了。他们无法让自己忘了他，因此便只能为他感到苦恼。然而，他们想要努力了解他时，却只瞥见了一片空白。不是说海德格尔个性很坏，汉娜·阿伦特在1949年写信给雅斯贝尔斯时说道，而是他根本没有个性。萨特在1944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及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时，也讲了一句非常相似的话：“海德格尔没有个性；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看起来，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某些东西，似乎是这位伟大的日常性哲学家所无法理解的。

缪勒向海德格尔求助——但海德格尔却迂腐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我给出了唯一符合真相的答案。但是我还讲了很多有理有据的好话呀。”

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唯一一次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展示他的硬壳——极端形式的马塞尔“挛缩状态”。1937年时，曾跟随胡塞尔学习并担任过他助手的哲学家麦克斯·缪勒，因为撰写政治文章和为一个天主教青年会工作而招惹上了政府。弗莱堡大学的副校长西奥多·毛恩茨（Theodor Maunz）告诉缪勒，海德格尔被要求写一份关于他这个学生的政治问题报告，并认为，“作为一个人、教育者和哲学家”，他在总体上还是很不错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加了一句，说据他观察，缪勒对政府有负面看法。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可能意味着厄运。“去找他吧，”毛恩茨对缪勒说，“只要他去掉那句话，一切就安然无恙了。”

“那帮不了我，”缪勒回答道，“这句话还在呢。”

但真相其实很不一样。比如，在辞职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海德格尔显然还在支持纳粹。1934年8月，他向提议在柏林创建哲学学院的科学与教育部提交了自己的方案——托特瑙山训练营的城市版本，教师和学生一起生活其中，可以追求“科学研究、消遣、专注、军事游戏、体力劳动、徒步、运动以及庆典”，接受一名负责人和几位教授的指导，他们都是“政治上安全的”国家社会主义者。海德格尔提交的方案被驳回了，但并非因为他呈现的方式不够热忱。两年之后的1936年，当他去罗马做一场关于诗人荷尔德林的报告时，衣领上仍然别着纳粹的胸针，甚至当他和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前学生卡尔·洛维特请了一天假，两家人一起出去观光游览时，他还一直戴着。洛维特被恶心坏了：且不论海德格尔的观点如何，即便仅仅是为了让朋友感到自在，他也可以顺手把胸针摘下来的。<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

海德格尔说：“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你应该知道人必须说真话。所以，我不能删掉这句话。”

第二，意味着要明白我们是历史中的存在者，并领会我们独特的历史境遇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在海德格尔所谓的“先行决心”（anticipatory resoluteness）中，此在发现了“其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存在于自我放弃之中”。在那一刻，通过向死而在和直面自身命数的决心，人会从常人自我中解放出来，并获得真实、本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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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与时间》的最开头，海德格尔曾许诺说，本书会把我们带向一个盛大的终场，他届时将论证一个终极的观点，那就是此在的存在之意义就是时间。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没把书写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第一部分。但他明确展现了他打算走的那条路。如果我们在本质上是时间的存在者，那么真正的存在便意味着，首先，要接受我们是有限的与会死的。我们将会死去：这一最重要的领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真正的“向死而在”（Being-towards-Death），在他的哲学中具有根本地位。<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

整个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都在托特瑙山小木屋中沉思，在写作与思考中挣扎前行。1935年，他痛苦地写道：“世界在沉沦，诸神在逃离，地球在毁灭，人类被化约为大众，对一切的创新和自由的东西感到憎恨和猜疑。”但这也是模棱两可：他的意思是纳粹要为这一切负责吗，还是人性的普遍沉沦和大众化，已经让纳粹主义成为某种必须？

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他研究中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习惯于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提供给所有时代和地域的普遍信息——或者至少旨在如此。但海德格尔不喜欢普遍真理或普遍人性的概念，他认为这是一种幻想。在他看来，此在并非如启蒙哲学家所思考的那样，可以被理性和理解的共通能力所定义。它同样不太可能像在宗教传统中那样，被任何超验、永恒的灵魂类型所定义。我们根本不是存在于一个更高的永恒层次之上。此在的存在是本地的，有着一种历史的境遇，构成于时间和地域之中。

海德格尔不喜欢谈论这段时期，而他自己对1933年所发生之事的解释，也没有一个能让人满意。1945年，他仅仅用一篇短文回应了这个问题，题目是《1933/34年任职校长：事实与思考》（The Rectorate 1933/34：facts and thoughts）。在文章中，他承认，他曾短暂地认为纳粹党提供了“一种内在自我管理和再造新人的可能性，以及一条通往发现其历史的、西方的目的的道路”。他说，但随后他便认识到了错误，并从中脱身出来。一言以蔽之，文章想要表达的就是：“哎呀，我不是故意要当纳粹的。”海德格尔让自己听起来这般幼稚，符合自身利益。不过，同样在1945年，当法国作家弗里德里克·德·托瓦尼基用一瓶上好的红酒让海德格尔卸下戒备之后再问他“为什么”时，海德格尔把身体向前一倾，以那种要郑重吐露秘密的语调回答道：“Dummheit”。他又一次重复了一遍，用强调的语气说：“Dummheit”。愚蠢。言下之意就是，他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不谙世事。他甚至还让向来大度的雅斯贝尔斯相信了这一点，雅氏在战后谈到1933年的海德格尔时，说他是一个“做梦的男孩”——一个被卷入了复杂到他根本无法理解的事情中的孩子。

缪勒据理力争其背后的神学，但海德格尔不为所动：“不，人家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现在总不能把报告撤回来，说我绝对不会写吧，毕竟人们已经知道我把一份报告给了大学，让他们转交一下。木已成舟。不要拿这个来怪我了。”<a id="ch17-back" href="#ch17">⁽¹⁷⁾</a>

不过，到1933年的圣诞节时，海德格尔开始感到自己并不如预想的那样适应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哲学家的公开角色。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最终在那个寒假里做出决定：在下学期期末辞去校长职务。他这样做了，辞职信的落款日期是1934年4月14日。他后来宣称，在那之后，他便与纳粹再无关联了。他甚至还冒险做了一次小小的反叛，在1935年版的《存在与时间》中恢复了写给胡塞尔的献词。不过，他坚称，这一新的立场也让他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从那时起，他开始受到纳粹党鹰犬的骚扰和监视，一直至战争结束。

最让缪勒惊讶的是最后这几句话。海德格尔关心的似乎只是为他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理由，而毫不考虑其他人面临的危险。幸运的是，缪勒这次躲过了一劫，没遭遇什么严重后果，不过这并非因为海德格尔。他回忆了那天同海德格尔的临别之言：“问题不是在于我可能会因此指责你，而是在于我的生存。”从此以后，他对前导师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永远无法忘记他所经历的“海德格尔性格中的某种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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