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常人，呼唤（第2 / 5页）

困惑更多了。随着纳粹的崛起，两人的关系中，如雅斯贝尔斯多年后在私人笔记中写到海德格尔时说的那样，出现了一些“让人疏远”的东西。雅斯贝尔斯感到与朋友疏远了，是有理由的：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但格特鲁德是。跟其他人一样，这对夫妇一开始也倾向于对纳粹的威胁不屑一顾。他们权衡了一下通常那些考量：这些野蛮人显然不可能长期掌权吧？即便是一位知名教授，逃离这个国家在别处重新开始，与一切给予他生命以背景的东西相分离，也是很困难的。除此之外，离开还意味着要支付惩罚性的“帝国资本外流”税和获取签证。从1933年开始，卡尔和格特鲁德隔一段时间就会考虑逃跑的可能性，但都没有去做。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早在纳粹上台之前就去了法国。他在索邦大学教书，于1931年成为法国公民，战争开始后，他报名参了军。

当然，后来人（或者活到后来的人）肯定会相对更容易看清某种特定“界线境遇”会带来什么挑战；但对那些正在经历着的人来说，这样的回溯视野并不存在。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一种尽可能平常和文明的生活，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在纳粹统治下，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后来观察到，只有一小部分人立刻意识到了生活不可能维持不变，也就是最快逃离的那群人。贝特尔海姆自己不在他们之列。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在奥地利被捕，先被送往达豪（Dachau）集中营，接着又被送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但在1939年为希特勒贺寿的大赦中被释放——一次意想不到的缓刑，之后他立即去了美国。

这些景色——恰巧很像纳粹那些拙劣的田园画中最糟糕的那种——将会指引海德格尔此后的哲学思考。

后来，雅斯贝尔斯认为，自己可能错在对待海德格尔太过小心了。1933年，海德格尔寄给他校长就职演说的打印版本后，雅斯贝尔斯的回信极其圆融得体：“在报纸上读到过之后，很高兴见到原稿。”他后来想，他是不是应该更有批判性一些？也许他辜负了“这个迷醉和狂热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或许需要一场后来人所说的那种“干预大会”，把他从他自己那里解救出来。雅斯贝尔斯暗示，是他自己那部分没有处理好——并把这与一种更普遍的失败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宽容、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没有勇于直面时代的挑战。<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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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一直害怕海德格尔来访，但为了丈夫，她还是努力尽了地主之谊。在他来之前，她写信给父母：“现在我必须告诉自己：你是一位东方女性，东方人懂得如何招待客人！我一定要和颜悦色，保持安静！”她确实这么做了，但海德格尔在离开时，却对她很无礼，雅斯贝尔斯写信给阿伦特说：“他甚至都没说再见。”对于这件事，雅斯贝尔斯尤其感到无法原谅。多年以后，海德格尔声称他当时这么做是因为他很“惭愧”，言下之意大概是他对自己的纳粹经历感到尴尬，但雅斯贝尔斯对这种解释表示怀疑。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没有通信，而海德格尔也再没有踏进雅斯贝尔斯家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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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现在变得越来越“离奇”。在大雪茫茫的森林里，他开始了一次长久而缓慢的改变，即众所周知的“转向”（die Kehre）。不过，这种转向无法被确定到某个单一事件上，而是一种过程，把海德格尔引向一种更接地气、更可接受、更诗性的思考方式，远离了有关决心和果断的讨论。

海德格尔也相信要保持警觉：他决心把人们从他们的忘性中惊醒。但在他看来，警觉不是意味着去注意纳粹暴力，去注意政府监视的侵犯性，去注意对同胞的人身威胁，而是意味着变得果断和坚决地完成历史对于有着独特存在和命运的德国提出的要求，意味着与天选英雄的步调一致。

不过，他赋予森林诗意，与森林息息相通，也让他做出了一些新决定。就在考虑是否继续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时，他收到了柏林一所大学的任职邀请——这个选择肯定让弗莱堡的决定更复杂了。但他拒绝了那个职位，并在一次广播演讲中给出了理由——1934年3月7日，文字本刊登在了纳粹批准的刊物《阿勒曼尼人》（Der Alemanne）中。

马塞尔的“壳”让人联想到了胡塞尔所谓的累积、僵化的先入之见，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应该在悬搁判断中将其放在一边，才能打开通往“事物本身”的道路。在这两种情况中，僵化的事物被清除后，下面那种颤动、鲜活的东西成了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对于马塞尔来说，学会以这种方式对现实保持开放心态，是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哲学家是被要求无论如何保持清醒的那个人，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出了差错，他便第一个拉响警报。

整个20世纪30年代，卡尔和格特鲁德·雅斯贝尔斯同样在为他们自己的决定而焦灼：应该离开德国吗？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The Nuremberg Laws）严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异族通婚，不过业已存在的婚姻关系，比如他们夫妇的，官方则会暂时容忍。第二年时，雅斯贝尔斯因为婚姻丢掉了大学的教职。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离开。相反，他们低调行事，小心生活，就像雅斯贝尔斯因为担心损伤重要的身体器官，而早已学会了始终小心翼翼地呼吸和行动一样。<a id="ch21-back" href="#ch21">⁽²¹⁾</a>

随后，在自己家里，雅斯贝尔斯开始对海德格尔发表议论，“这就像1914年……”，然后像接着说，“又出现了这种欺骗性的大规模迷狂”。但他刚说完前几个字，海德格尔便强烈地点头赞同，所以雅斯贝尔斯便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晚餐过后，聊到希特勒以及他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话题时，海德格尔莫名其妙地说道：“教育完全无关紧要，只看他绝妙的双手就够了！”如果出自其他人之口，这话可能听起来仅仅有些古怪。但出自强调手工艺和工具使用的海德格尔之口，这话就意义非凡了。吸引他的，似乎不是纳粹的意识形态，而是希特勒用灵巧而坚定的双手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种新模样的想法。

和他们相反，汉娜·阿伦特一开始就离开了：她得益于一次强力的警告。纳粹刚刚掌权之后的1933年春天，阿伦特在柏林普鲁士国家图书馆为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研究反犹主义材料时遭到逮捕，她的公寓被搜查，她和母亲被短暂收押。被释放后，她们在连相关手续都没有办理的情况下便逃离德国，穿越边境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她们逃走的方法现在听上去都神奇到有一种不真实感：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德国家庭，在边境上有一所房子，前门开在德国，后门开在捷克斯洛伐克。这家人会邀请人们来吃饭，然后晚上让他们从后门溜走。接着，阿伦特和她母亲从布拉格去了日内瓦，借道巴黎，最终抵达纽约，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后来接受电视采访时，她告诉记者，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纳粹德国如何危险，但理论上知道是一回事，采取行动，并将其变成“个人命运”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们活了下来。

当上校长之前不久，海德格尔在1933年3月去拜访雅斯贝尔斯时，发生了一个尴尬的瞬间。两人聊起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话题，海德格尔说：“人们必须步调一致。”雅斯贝尔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不想听到他再说什么，所以也没有追问。那年6月，海德格尔去海德堡再次发表他有关新政权和大学的演讲时，同样住在了雅斯贝尔斯家里。坐在听众中的雅斯贝尔斯注意到，对于海德格尔的言辞，学生们致以了“雷鸣般的掌声”。至于他自己，他写道：“我坐在边上，双腿在面前伸着，双手插在口袋里，纹丝不动。”曾给阿伦特留下深刻印象的修长双腿，现在对海德格尔的演讲发表了自己的评论。<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

海德格尔之前在达沃斯的辩论对手恩斯特·卡西尔连警告都没等。他从1919年开始到汉堡教书，之后便一直生活在那里，1933年4月的法律一通过，他就看清了事情的走向，随即在次月和家人离开了汉堡。他先在牛津大学待了两年，之后在瑞典的哥德堡又待了六年；当形势看上去好像瑞典也快要落入德国之手时，他又搬到了美国，先在耶鲁，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一直活到了战争结束之前：1945年4月13日，在纽约，他出去散步时死于心脏病发作。<a id="ch22-back" href="#ch22">⁽²²⁾</a>

尽管其中暗含了与政治有关的意思，但这次演讲完全没有公开讨论政治。他说，他不会搬去柏林，因为这会夺走他的黑森林环境——远离“缓慢而从容地生长的枞树，散发明亮而朴素的光辉的繁茂草地，在漫长秋夜里奔流的山间小溪，白雪皑皑、异常质朴的平原”。当寒冬的夜晚，木屋外刮着暴风雪，他写道，“那是研究哲学的完美时间”。并且：

在他写于1932年而发表于灾难性的1933年的论文《论本体论的奥秘》（On the Ontological Mystery）中，马塞尔写道，人会容易囿于习惯和普遍观念中，对财产和熟悉的场景产生一种狭隘的眷恋。因此，他敦促读者去培养一种在面对各种境遇时，自己仍能保持“有暇”的能力。类似的disponibilité（availability，有暇性）观念，早已被其他作家探索过，尤其是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但马塞尔把它变成了核心的存在主义信念。他明白这会有多稀有和艰难。大部分人都会掉进他称之为“挛缩”（crispation）的东西中：一种紧绷、被硬壳覆盖的生命形式——“仿佛我们每个人分泌出一种壳，它会慢慢变硬并囚禁我们。”<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

就如年轻的农村男孩拖着沉重的雪橇爬上山坡，把榉树原木高高地堆在上面，然后在危险重重中把它拉回坡下的家；就如出神的牧人，步履缓慢地赶着牛群爬上山坡；就如农民在木棚里把自家屋顶所需的无数片木瓦准备好，我的研究与之异曲同工。

那一年，对事件保持开放心态以及在需要做决定时能当机立断的重要性，还被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探索过，这次是一个法国人：加布里埃尔·马塞尔。马塞尔是一位以剧作家身份成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主要通过论文或与学生、朋友在巴黎的公寓聚会来传递自己的思想，最终发展出了一种具有强烈神学倾向的存在主义。他的信仰让他和萨特、海德格尔拉开了距离，但他对历史如何对个人提出要求抱有同样的看法。

海德格尔说，刚收到任职邀请时，他向托特瑙山上的邻居——一位75岁的农民，后来被证实是约翰·布兰德（Johann Brender）——寻求建议。布兰德想了一会儿——那种漫长而又周全的一会儿，据说睿智的乡下人都喜欢这样——然后告诉了他答案，不过不是用语言，而是轻轻摇了摇头。有这就够了。海德格尔不去柏林了，也不需要国际大都市的生活，不再与“令人沉醉的权力”眉来眼去，他要返回德国西南部的森林，回到高高的树木中，回到木头的砍伐中，以及回到小径旁边那些质朴的长凳上，因为在那里，他的思考状态是最好的——或者换句话说，因为在那里，“所有事物都变得孤独而缓慢”。<a id="ch20-back" href="#ch20">⁽²⁰⁾</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