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常人，呼唤（第3 / 5页）

1933年5月27日，在一个挂满纳粹横幅的大厅里，海德格尔对着一大群大学教职工和纳粹党员发表了就任校长的演说。如果要想感受一下他在那个时期讲话和思考的方式，可以读读这篇演讲。他的讲话大部分反映的都是纳粹党的纲领，比如谈到了德国学生该如何把以前那种所谓的“学术自由”，替换为劳动、军事和“知识”服务。但他也在其中融入了独特的海德格尔气息，比如他解释道，这种知识服务会让学生把他们的存在，放置于“压倒一切的存在里最为严峻的危险之中”。就像德国大众要面对“对其自身存在的最严重质疑”一样，学生们也必须让他们自己投身于“人民的历史-精神世界里这种关键与纯粹的质问之中”。就这样，海德格尔用他的演讲歪曲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两个深刻主题：自我质疑和自由。在当年11月的另外一次讲演中，他再次强调了他所谓的“质疑”——这一次是为了附带宣布（按规定必须）他“对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他还给自己制订了狂热的教育计划，自愿在他的托特瑙山小木屋为教师和学生举办夏令营。这些夏令营的目的是将身体训练同专题讨论结合起来——可以说相当于哲学上的纳粹新兵训练营了。

<a id="ch3" href="#ch3-back">(3)</a> 罗马的旅行：POL，153–4。“我重新过上了无须负责的生活”：Sartre，‘Cahier Lutèce’，出自Les mots et autres écrits autobiographiques，907–35，这在210页（1952——1954年写的笔记本）。波伏娃的两次来访：POL，180，184（2月）；POL，191–6（6月）。蛋黄酱上的鲜血：POL，147。雅斯贝尔斯关于自己犯此错误的说法：Jaspers，‘On Heidegger’，119。波伏娃关于法国学生的说法：POL，180。至于其他人可参见Haffner，Defying Hitler，156，和Fest，Not I，42。

但事实证明，阿伦特把他往最坏处想是正确的。1933年4月，所有对海德格尔的猜疑，都被驱散了：他接受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职位，这份工作不但需要他贯彻新的纳粹法律，还要求他加入纳粹党，而他也这么做了，并且向学生和教职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亲纳粹演讲。据说，有人还看到他参加了5月10日的弗莱堡焚书，在下着毛毛雨的晚上，举着火把去了大学图书馆外广场的火堆旁——几乎就在他自己的哲学系的台阶上。而在私底下，他用哲学思想把笔记本填满的同时，也穿插写下来很多带着纳粹色彩的反犹言论。这些“黑色笔记本”在2014年出版后，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海德格尔是纳粹，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并且不是出于一时的权宜，而是因为真正的信仰。<a id="ch6-back" href="#ch6">⁽⁶⁾</a>

他们有着许多哲学观点的交流。在早年接触到胡塞尔的思想之后，雅斯贝尔斯以他的心理学知识背景和克尔凯郭尔式的存在主义为基础，发展起了他自己的研究。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克尔凯郭尔对“或此或彼”的选择和自由的研究，即我们直面两难窘境和选择做什么的方式。雅斯贝尔斯把关注点放在了他所谓的Grenzsituationen之上，也就是“界线境遇”（border situation），或者说“极限境遇”（limit situation）。在这种时刻中，人们会发现自己受到所发生之事的束缚或限制，但同时又被这些事件推向了正常经验的边界或外缘。例如，你可能不得不做出“生或死”的抉择，或者某些事物突然让你想起你终将一死，或者某件事可能让你意识到你不得不为自己做的事担起责任。在雅斯贝尔斯看来，经历这样的情境，几乎与存在是一个意思，克尔凯郭尔的那个存在。尽管难以承受，但它们是我们的存在中的谜团，会为我们打开哲学探索之门。我们无法通过抽象思考来解答它们，它们必定要被经历才行，而最终，我们要用自己全部的存在来做出选择。它们是存在的境遇（existential situations）。<a id="ch8-back" href="#ch8">⁽⁸⁾</a>

埃德蒙德·胡塞尔的遗体进行了火化，因为马尔文娜担心墓碑可能会被破坏公物者亵渎。她暂时仍然住在自己家里，守护着丈夫的骨灰，和他了不起的图书馆、他的个人文书档案——所有都以独特的速记笔迹写就，包括他众多未发表和未完成的作品，尤其是“危机”的最后一部分。

另一位朋友同样在失望地看着海德格尔的新角色：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胡塞尔的生日宴会上相知之后，他和海德格尔关系越来越亲密——也就是在那场宴会上，马尔文娜把海德格尔称为了“现象学的孩子”。雅斯贝尔斯住在海德堡的时候，他们虽然只是偶尔才见见面，但通信往来和异地友情是很温暖的。

海德格尔则称病没有参加葬礼。<a id="ch24-back" href="#ch24">⁽²⁴⁾</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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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雅斯贝尔斯都觉得哲学需要一场革命，但对于应该采用什么形式却意见不一。他们对各自的风格也有分歧。海德格尔认为，雅斯贝尔斯在其研究中对表格和栏列的狂热是乏味的，而雅斯贝尔斯阅读《存在与时间》的草稿时，也认为其晦暗不明。当然，还有一些两人不和谐的早期征兆。比如一次，有人告诉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在背后说他的坏话，于是他找他对质。海德格尔否认了，并用震惊的语调补充道：“我之前从未经历过这种事。”这也让雅斯贝尔斯感到困惑。这次质疑以他们二人迷惑不解和受到冒犯结束，但雅斯贝尔斯决定让这件事过去。

胡塞尔的孩子爱莉和吉尔哈特移民去了美国。胡塞尔于1933年9月收到过南加州大学的任教邀请；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而且，我发现很容易想象出他在那里的样子，穿着西装，一如既往的整洁，在棕榈树和骄阳下拄着拐杖遛弯——就像其他很多欧洲流亡知识分子一样。但是，他不准备离开德国，那是他的家。马尔文娜也坚决支持胡塞尔，同样无畏。

在胡塞尔的宴会上结识海德格尔之后，雅斯贝尔斯对哲学对话的热情驱使他在1920年邀请海德格尔去海德堡参加首场“哲学会饮”，然后在1922年又是一次为期八天的逗留。第二次的时候，格特鲁德不在，所以这两个男人像孩子一样玩起了一个星期的哲学睡衣聚会。雅斯贝尔斯被合作创办一本期刊的想法鼓舞了——两名编辑，两名撰稿人——期刊会被叫作《这个时代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Age）。它将登载他们的时代里短小、清晰、明确的论文。这一切从未发生，但他们的计划让他们更加亲近如朋友。一开始在信里称呼彼此为“教授”，而后是“海德格尔先生”和“雅斯贝尔斯先生”，到1923年后期他们就互相称为“亲爱的雅斯贝尔斯”“亲爱的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比较压抑情感；他们在一起时，他时常陷入沉默，这使得雅斯贝尔斯说得更多，以填满谈话的间断。但海德格尔也写信告诉过雅斯贝尔斯，友谊中的这些第一步给他一种“离奇”（uncanny）的感觉——非常海德格尔式的赞扬词汇。<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

在自己汗牛充栋的私人图书馆里，胡塞尔继续着他的研究。被海德格尔危及人身安全的学生麦克斯·缪勒，常常被海德格尔差去胡塞尔家，通常是让胡塞尔了解些最新消息，比如哲学系里谁正在研究什么，哪些论文正在写作中。显然，海德格尔不希望胡塞尔完全与世隔绝，不过，他却从未亲自去拜访过。缪勒很高兴能以这个借口去见见伟大的现象学家。就他的所见而言，他推断胡塞尔的确比较闭塞，而主要原因是他对外界事物不太感兴趣。“他是非常喜欢独自待着的人，而且由于他完全专注于他的哲学研究，所以和妻子不一样，他实际上并不觉得从1933年起的那段时间是‘艰难的’。”

比起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更相信共同思考的价值。尽管他呼吸急促，但却喜欢与人交谈。汉娜·阿伦特，一位毕生的挚友，后来曾回顾了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些谈话：“我想起了你的书房……椅子摆在书桌旁，对面是扶手椅，你坐在上面，在双腿上打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结，随后又把它们解开了。”海德堡以学术沙龙和社交圈子闻名遐迩：围绕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圈子最为著名，但雅斯贝尔斯成为另一个圈子的中心。作为文化活动的焦点，他对大学的理想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尊重，这让他更加一丝不苟地做着枯燥的行政工作。他的交流理想进入了一种完整的历史理论中：他把所有文明都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的一个“轴心时代”，在这期间，哲学和文化同时在欧洲、中东和亚洲爆发，仿佛一个思想的大气泡从地球表面喷出。“真正的哲学需要交流来获得存在”，他写道，并补充道，“哲学家的不交流性，事实上是他思想中谬误的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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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位还给他带来了个人的背叛。在海德格尔必须执行并维持的那些1933年4月新规之中，有一条是凡被纳粹认定为犹太人的人，都要开除其公职和大学职位。这影响到了胡塞尔：已退休的他丢掉了名誉教授头衔以及使用大学设施的相关特权。胡塞尔的儿子吉尔哈特——在一战中曾负伤，弟弟则为德国献出了生命——本来是基尔大学的法学教授，也由于这一规定丢了工作。对于一个贡献如此之多的家庭来说，这样的新法律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可海德格尔一家给予的帮助，却仅仅是送了一束花给马尔文娜·胡塞尔，以及一封来自埃尔芙丽德的信，她在信中强调了胡塞尔一家的爱国记录，目的显然是希望他们在必要之时，拿出这封信来保护自己，但是信的口吻很平淡，马尔文娜又不是那种面对侮辱会逆来顺受的人，所以气愤不已。而在同一年，新版《存在与时间》出版时，海德格尔给胡塞尔的献词已经不见了。

<a id="ch1" href="#ch1-back">(1)</a>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海德格尔：参见Heidegger，Letters to his Wife，55（1918年10月17日）。阿隆在德国：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26。薇依在德国：Weil，‘The Situation in Germany’，出自Formative Writings，89–147，这在97–8页（初版于L'ecole émancipée，1932年12月4日到1933年3月5日）。

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很值得重视，因为他现在处在了一个能真正影响他人生活的位置上。这个曾经有些疯疯癫癫、衣着滑稽的教授，原本只为少数人撰写优美而晦涩的天才著作，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每个学生和教授都要去讨好的官员。要是他愿意的话，可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海德格尔说过，此在的呼唤可能无法辨认，但在读过《存在与时间》的人里，恐怕没有几个会想到，它听起来竟然会像服从纳粹的召唤。<a id="ch7-back" href="#ch7">⁽⁷⁾</a>

<a id="ch2" href="#ch2-back">(2)</a> 薇依论革命的可能性：ibid.，106。信件监控等：Haffner，Defying Hitler，96。波伏娃关于不担心的说法：POL，146。凶杀或怪诞的心理学事件：POL，130。

不过，胡塞尔其实比他表面看起来更关注世界。1934年8月，他申请去布拉格参加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此次大会的主题是“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任务”。他没获得旅行许可证，因此便写了一封信，让人在大会上代读。那是一份寥寥数语却激动人心的宣言，胡塞尔警告说，一种危机正在威胁欧洲的理性和哲学探究传统。他呼吁，每一个领域的学者都担起他们的责任——他们“对自己的答复感”，Selbstverantwortung——来对抗这场危机，尤其要建立超越国界的国际网络，把思想家团结起来。

正因如此，他在很多事情上都要依赖关系亲密异常的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同许多哲学家的妻子一样，她掌管他的日程安排，帮他处理文书，还与他合作进行研究。雅斯贝尔斯的思想，就是在与她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几乎与萨特后来和波伏娃合作的方式一模一样，最大的不同是波伏娃有她自己的哲学事业。得知雅斯贝尔斯与格特鲁德的合作研究后，海德格尔大为惊讶；他从来都没想让埃尔芙丽德如此密切地参与到他的思想生活中。对他来说，哲学就是在托特瑙山上的小木屋里独自研究——或者，最多就是和专门选出来的弟子和学生一起推敲。<a id="ch9-back" href="#ch9">⁽⁹⁾</a>

1935年5月，在维也纳文化协会的一次演讲中，他又亲自重复了一条相似的信息——这一次他获得了出行的许可。学者们必须联合起来，他说，以避免滑向危险、不理性的神秘主义。“理性的英雄主义”是欧洲的唯一希望。1935年11月，他再次申请去布拉格，并获得了批准，于是他又发表了另外一场演讲，重申了类似主张。那一整年，他都在把自己的想法整合进一个更长的课题中。他在1936年1月完成了前两部分，并以《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为题付梓。由于反犹法律禁止他在德国发表任何作品，这一著作最终刊登在了《哲学》（Philosopiphia）里——一本贝尔格莱德的国际性年鉴。<a id="ch23-back" href="#ch23">⁽²³⁾</a>

雅斯贝尔斯对极限境遇的兴趣，多半与他早年曾面对过死亡有关。从孩提时代起，他就饱受严重的心脏病之苦，以至于总觉得自己有可能随时会死。此外，他还患有肺气肿，造成了他说话速度很慢，经常要停下来喘好久的气。两种疾病都意味着，他想要完成工作，就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分配身体能量，以免造成生命危险。

1937年8月，胡塞尔摔了一跤后，康复得不太好，在那年冬天里，健康状况恶化。虽然他继续跟协作者与访客致力于“危机”的第三部分，但还是没能完成。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的头脑变得越来越差，已经很少说话，偶尔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话，比如“我犯了很多错误，但一切还是会好起来的”，或是“我在忘河里游泳，什么也想不起来”。然后，昔日的雄心又会闪现，让他说出“哲学必须得从头开始重建”。1938年4月27日，胡塞尔去世，享年七十九岁。照顾他的女护士后来对马尔文娜说：“他去世时，就像个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