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旦品尝了现象学（第1 / 5页）

波伏娃痛不欲生，但她思想上的正直，禁止她改变自己的终身信念：死亡就是结束，是入侵的和可憎的事物，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任何超越的可能。她写道：“他的死亡确实把我们分开了。我的死不会让我们再相逢。事情就是这样。我们能够和谐地一起生活这么久，本身就已经美好至极。”

弗里茨·海德格尔于1980年6月26日去世，但直到最近几年，他的生活才渐渐为人所知：一位传记作者对他产生了兴趣，并将他视为一个反马丁式的人物——一份关于不是20世纪最杰出和最受憎恨的哲学家的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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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的睿智，从他和哥哥的对话中可以窥知一二。比如他会开玩笑地说“此-此-此在”，既是在拿马丁的术语开涮，也是自嘲他的言语障碍。从来没有声称能理解哲学的他曾经说过，马丁的研究只有21世纪的人才能懂，那时候，“美国人早已在月球上开了家巨大的超市了”。不过，他仍然兢兢业业地用打字机打出了他哥哥的作品，为这个对打字机感到不舒服的哲学家提供了很大帮助。（海德格尔认为打字毁掉了书写：“它从人身上收回了手的根本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弗里茨会温和地提出一些修正建议，比如为什么不把句子改短些？或者一个句子不是应该只传达一个清楚的想法吗？不过，他哥哥做何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

1929年，萨特在离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前，和阿隆约定，后死的那个人要在学校的校友杂志上为先死的那个人写一篇讣告。阿隆比萨特活得更久，但他没有写那篇讣告，而是在《快报》（L'express）发表了一篇有关萨特的文章，解释了他为什么选择不再遵守他们的约定：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他认为，承诺已经失效了。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他又评论道，尽管在加缪和梅洛-庞蒂去世的时候，萨特都为他们写了“感人的文章”，但他很怀疑，如果他要是比萨特早死，萨特会为他写讣告。他为什么这么想，我们无从得知。确实，由于迥异的政治观点，二人的关系比其他那些都恶化得更厉害。但我想，不管怎样，萨特一向不吝辞章，他总应该能找到些好话，在讣告中表达一下对阿隆的赞赏。

在萨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刊发了他和萨特间的一系列对话，后来它们又以《现在的希望》（L'espoir maintenant/Hope Now）为题单独结集出版。这些对话中展示出的萨特，罕见地对他早期支持苏联的观点，对他写于1946年的那本反犹太主义的书（莱维认为其有瑕疵），以及对他早期的暴力迷恋，表达了歉意。这个新萨特虽然还不信仰宗教，但似乎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更为宽容。他还承认说，在政治方面，他是个爱做白日梦的人。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悔过与挫败感。一些与萨特关系亲密的人认为，《现在的希望》展示的并非真正的思想转变，而是一个脆弱的男人，在疾病和伤残折磨下，变得很容易被人诱导。或许是预见会出现这类驳斥，在采访中，莱维问萨特，他们的关系是否影响了他的思想。萨特没有否认，但又补充道，他现在只能与人合作，不然根本工作不了。起初他认为，两害相权的话，这总比不工作要好些，但现在，他却认为这有积极意义，“两人共创一种思想”。<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

在他的最后几个月里，伴侣、恋人和门徒们轮流照料着他：西蒙娜·德·波伏娃，他的年轻伴侣阿莱特·埃凯姆-萨特（Arlette Elkaïm-Sartre，为给予她法定权利，他把她收作了女儿），和他的长期恋人米雪尔·维昂。他还有了一个年轻的新秘书兼助理班尼·莱维，此人主要是协助他的写作，但也可能对他施加了过分的影响——至少，有些人相信这一点。因为莱维是一个有着坚定看法的人，并且他对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也十分狂热。他可不是那种愿意不露锋芒之人，甘愿当个默默无闻的抄写员。

萨特很习惯与西蒙娜·德·波伏娃那种亲密的写作合作关系，但现在，波伏娃却首先站出来，认为莱维对萨特施加了过多影响。雷蒙·阿隆也说，《现在的希望》中的那些思想，合理到了连他都可以认同的地步——他是在暗示，这个迹象可以确凿无疑地表明，它们不是萨特真正的想法。

其他的健康问题也越积越多；他中了风，记忆开始衰退，牙齿也有了问题。有些时候，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完全恍惚。一次神志不清时，波伏娃曾问他在想什么。他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我不在这儿了。”他总是把意识描述为一种虚无，但实际上，他的脑袋里总是挤满了言语和观念。以前的他每天都在往外倾倒工作，就仿佛他已经满了，需要卸货一样。可现在，虽然他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用来说话的能量似乎已经快要耗干了。那些照顾他的人心里开始暗暗希望，他可以迅速而没有痛苦地死去——或者如他的朋友奥利维尔·陶德说的，像加缪那样。看着他这样慢慢垮下去太让人难过了，陶德写道：“萨特，小伙伴，不要这样对我们啊！”但萨特还在继续战斗着，用他伟岸的公众形象，继续撬动着那具倔强、瘦小的身躯。

萨特生活的最后阶段，至今仍然谜团重重。他表达的似乎都是一些明智和动人的观点，不是赞美和睦的关系，就是在颂扬非暴力——然而，这个普通的新萨特身上，似乎缺了些什么。《现在的希望》可以被解读为某种提醒，让我们想起他早期作品中那些令人振奋（和令人震惊）的东西——错误、彻底的漠然、好斗的态度、书写狂及其他一切。不过，也许我正在做的恰恰就是他和波伏娃对加缪做的事：哀悼旧版本的他，而把更新版的他贬斥为了错误。或许，他是意识到了自己的衰微，所以才开始用更温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弗里茨做到了海德格尔只从哲学上思考过的那些事情：他一辈子都住在梅斯基尔希，工作也在同一家银行，从未远离过自己的家。他还保持了家族宗教的信仰。当地人眼中的他是一个活泼和幽默的人，尽管有点儿口吃，但在梅斯基尔希一年一度的“愚人周”（Fastnacht week）上——四旬节前的一个节庆活动，特色是用各种好笑的方言双关语发表演讲——他可是固定的主角。<a id="ch9-back" href="#ch9">⁽⁹⁾</a>

事实上，阿隆差一点儿就比萨特早死了：1977年时，他曾发作过一次心脏病。虽然逃过一劫，但此后他都一直感觉身体再未完全康复。1983年10月17日，他的心脏病第二次发作了。当时，他刚为朋友伯特朗·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在法庭上做完证——茹弗内尔被一名记者指控在战争期间包庇纳粹同情者。阿隆上庭为他做证，主张指控不仅不实，而且罔顾历史，未将法国人的生活在被占领期间的道德复杂性考虑在内——从法院大楼走出来后，他突然倒在地上，当场死亡。<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

马丁·海德格尔旁边的另一个坟墓里，埋葬着他的弟弟弗里茨。战争期间，他曾保护过马丁的手稿，而且还和埃尔芙丽德一起，在一生中为海德格尔提供了许多文秘工作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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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利德蓝和酒精的长期成瘾，确实给他造成了很多困难，但他的写作之所以停滞，还因为用那只好眼看了那么多年东西后，这只眼现在也快瞎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看电视，能看到晃动的影子，能听清对话。1976年，他看了一个很长的纪录片节目，讲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让-保罗·萨特。为庆祝这部以几年前拍摄的采访为基础制作的《萨特自述》（Sartre par lui-même），米歇尔·龚达又对萨特进行了一次采访，以配合其播出。萨特告诉龚达，不能写作夺走了他存在的理由，但他拒绝为此伤心。<a id="ch10-back" href="#ch10">⁽¹⁰⁾</a>

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认为，人类的生活就是一出有关自由和偶然性的戏剧，无法言明、模棱两可。如果说有什么可以证明她这种看法中所蕴含的真理，那就是萨特的晚年。我们回溯他的衰弱过程，可以看到一个感情炽热、喋喋不休的人是如何慢慢变成了他昔日的影子，他的全部视力和一些听力、他的烟斗、他的写作、他对世界的参与，全被剥夺了——到最后，如沃尔海姆所说，连他的现象学也被剥夺了。所有这一切都由不得他掌控。然而，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固化为一尊雕像：他一直在改变着他的思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与此同时，在20世纪70年代，萨特的身体官能进入了一段漫长而又令人沮丧的衰退，逐渐影响了他的工作能力。在他的文件中一页未标日期的纸上（可能写于1969年7月登陆月球后不久，因为头两个字是“月亮”），他言简意赅地记录了他已经有五个月没写过东西的悲哀事实，并列出了他仍然想完成的计划：福楼拜的书，一篇关于丁托列托（Tintoretto）的传记文章，以及《辩证理性批判》。但他不想写，而且担心他再也不会想写了。对于萨特来说，不写作就跟没活着一样。他写道：“好些年以来，我都没有写完任何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吧，我知道：因为科利德蓝。”

1980年3月19日晚上，有好几个小时，他都独自一个人待着——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结果在这期间，他开始呼吸困难，最终昏了过去。被送往医院后，他在那里又挺了将近一个月。不过，即使在他弥留之际，记者和摄影师也不放过他，有的记者还冒充护士，进入了他的房间，有的摄影师跑到对楼的屋顶上，用变焦镜头隔着窗户拍到了他。4月14日晚，他因肾脏衰竭和坏疽陷入昏迷后，于第二天最终逝世。<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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