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旦品尝了现象学（第2 / 5页）

写这个总结那会儿——书最终完稿于1963年3月——她仍然有23年的活头。但波伏娃老容易过早地去思虑这些告别之词。这类思考构成了她写于1970年的研究性作品《老年》（Old Age），以及1972年那部果真成了最后一卷的自传《归根到底》。

阅读海德格尔对这次乘船游览的描述，我们可以瞥见当世界不符合他的先入之见时，他是如何回应的。他听起来很不满，并且只选择看到那些他准备看到的东西。当希腊让他惊讶时，他就进一步把自己写入他对事物的私人愿景中；当它符合这个愿景时，他就谨慎地予以赞同。他对来希腊旅行感到紧张是对的：因为这没有带出他最好的那一面来。

然而，这些书虽然有着更浓重的忧郁色彩，但也展示了她在“对生活惊奇”方面具有的卓越天分。在《老年》中，她写到了一张摄于1929年的老照片，看着照片中那个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戴着钟形帽、穿着翻领上衣”的自己，她惊讶地感到，曾经一些似乎自然而然的东西，现在再看时却是那样陌生。在《归根到底》中，她描述了午睡醒来后，感到一种“孩童般的惊讶——为什么我是我自己？”每个人的每一个细节都似乎难以置信——为什么那个特定的精子遇上了那颗特定的卵子？为什么她生来就是女性？有太多的事情本可以大相径庭：“我本有可能没遇到萨特；什么事情都本可能发生。”

后来，吃完午饭、看完酒店的民间舞蹈表演后，他们去了苏尼翁岬角上的波塞冬神庙——海德格尔终于找到他一直在找的那个希腊。泛着白光的遗迹坚定地耸立在岬角上；海角上光秃秃的岩石将神庙推向了天空。海德格尔注意到，“这片土地的这种单一姿态，暗示了神圣的无形切近”，然后又评论说，尽管希腊人是伟大的航海者，但他们却“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定居和划界，来提防那些非希腊人”。即使是现在，被大海包围着的海德格尔，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封闭、束缚和约束的意象。他从来没有像胡塞尔那样，从贸易和开放性的角度去思考希腊。他还继续被现代世界的入侵连同其他游客按快门的可憎声音搞得恼火不已。<a id="ch7-back" href="#ch7">⁽⁷⁾</a>

她又继续说，一个人的真实人生中，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有难以历数的经历，与这种丰富多彩的混乱相比，传记作者在研究这个人时发掘出的任何一条信息，都只是九牛一毛。此外，取决于视角的不同，这些要素中的每一条都可能有不同的意涵：一句简单的陈述，比如“我出生在巴黎”，就对每个巴黎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他或她的背景和确切的处境。在这个复杂的视角网络中，一种共享的现实被编织了出来。但永远不会有人理解这种神秘，她说。<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

萨特去世后，西蒙娜·德·波伏娃活了整整六年，几乎一小时都不差。

我参观的那天，刚刚有人在三个坟墓上摆放了水仙花，马丁和埃尔芙丽德的墓碑上还有少量鹅卵石。而在他们的墓碑和马丁父母的墓碑之间，立着一尊神气活现的小天使石雕——一个盘着腿、闭着眼，正在做梦的小男孩。

在这些年间，她继续担任着《摩登时代》编辑委员会的领导，开会地点就在她的家里。她不但继续阅读手稿、书写信件，还帮助了很多年轻作家，尤其是很多女权主义者。其中之一是美国人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她每年都会去波伏娃的巴黎公寓拜访，根据她的描述，这间公寓里，摆满了书和朋友们的照片（“萨特、热内、加缪和其他人”），以及“一些模样可笑的沙发，50年代的那种风格，上面摆着天鹅绒的垫子，在她买来和装饰的那一年，这些很可能是爆款吧”。米利特评论道，波伏娃的卓越之处，在于她不折不扣的正直，在于她“有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特质，一种道德威信”。

海德格尔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现在就长眠于梅斯基尔希郊外的天主教堂墓地中，不过他的墓碑是世俗风格的，上面原本该雕刻十字架的地方，被一个小星星代替了，埃尔芙丽德在1992年去世后，同他合葬在了一起。另外两个海德格尔的家族坟墓分别位于他们的左右，墓碑上都有十字架。三块墓碑并列在一起，加上马丁和埃尔芙丽德的墓碑比两边的又大，制造出一种怪异的效果，让人联想起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和萨特领养阿莱特·埃凯姆-萨特一样，波伏娃也收养了她的伴侣和继承人、与克劳德·朗兹曼和其他朋友一起照顾她的西尔葳·勒庞·波伏娃（Sylvie Le Bon Beauvoir）。波伏娃饱受肝硬化的折磨，这与多年的重度饮酒不无关系。1986年3月20日，她因相关的并发症住进了医院，但在术后的恢复过程中，肺部又出现了瘀血，经过几个星期的抗争，她最后陷入昏迷，于1986年4月14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起初，海德格尔的恐惧得到证实：希腊没有一处让他满意。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奥林匹亚成了一大片“供美国游客住宿的酒店”，搞得这里的风景都无法“释放其土地、海洋和天空中的希腊元素”。克利特岛和罗得岛也没好到哪里去。因此，他不愿混在一群度假者中到处闲逛，而是更愿意待在船上读赫拉克利特。初见雅典时，他讨厌极了这个烟雾弥漫的地方，不过倒是挺喜欢一大早被朋友开车送到雅典卫城上，因为那会儿游客们还没有抱着相机出现。

***

不过最后，他还是去了。1962年，他乘船游览了爱琴海，同行的有埃尔芙丽德和一个名叫路德维希·赫尔姆肯（Ludwig Helmken）的朋友——这位律师兼立场中间偏右的政客，曾在1937年加入纳粹党，因而有着至少和海德格尔一样尴尬的历史。他们的游览从威尼斯起航，沿亚得里亚海南下，去了奥林匹亚、迈锡尼、伊拉克利翁、罗得岛、得洛斯、雅典和德尔菲，最后返回意大利。

在我们的主要出场人物中，最长寿的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他去世于1995年12月25日，距离他的90岁生日还有不到三个星期。从1928年第一次发现胡塞尔，到他自己的职业生涯晚期，列维纳斯在一生中基本上见证了现代现象学的大部分故事。不过，他在晚期时把哲学带入了一片异常晦涩的领地，在继续研究伦理学和与他者之间关系的同时，对传统的犹太学术研究和《圣经》的文本释义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搞得连他的拥护者也觉得他十分费解。

在海德格尔看来，所有的哲学都与归家有关，而最重大的回家之旅就是死亡之旅。在去世前，他与神学教授魏尔特（Bernhard Welte）有过一次谈话。他提到说，尽管他早已不再信教，但他的愿望是被埋在梅斯基尔希教堂公墓里。他和魏尔特都说过，死亡首先意味着回到家乡的土地上。

她被葬在了蒙帕纳斯墓地的萨特旁边。而且和萨特一样，为方便日后的火化，她的遗体也被安放在了大棺材里的小棺材中。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注视着她的灵车驶过，而一如当初萨特的灵车那样，上面也高高地堆满了花束。这场葬礼或许不如萨特的盛大，但仍有大量的哀悼者聚集在公墓入口处，造成了交通堵塞。守卫担心太多人挤进来，不得不关上了大门，但一些人还是从栅栏和围墙上翻了过去。在墓边，朗兹曼朗读了她自传的第三卷《时势的力量》（Force of Circumstance）中一段反思死亡、生命和失去的文字。她是这样写的：<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

在海德格尔的写作中，我们从来找不到雅斯贝尔斯那种广阔无边的海洋；也不会遇到马塞尔那种不停游走的旅行者，或者他“偶然遇到的陌生人”。1966年，《明镜》（Der Spiegel）周刊的记者曾问海德格尔，他怎么看待人类有一天可能会离开地球去别的星球这种想法——毕竟，“哪里写着人就该待在这儿了？”——海德格尔听罢，惊骇不已。他回答说：“根据我们的人类经验和历史，至少在我看来，我知道的是，一切至关重要和伟大的东西，都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有一个家，并且植根在一种传统中。”<a id="ch8-back" href="#ch8">⁽⁸⁾</a>

我悲伤地想到了所有我读过的书，所有我看过的地方，所有我积累的知识，而以后都不会再有了。所有的音乐，所有的绘画，所有的文化，那么多的地方：突然间便烟消云散了。这些东西，它们不能酿出蜂蜜来，也不能给任何人提供营养。如果我的书还有人读，读者顶多会想：她见识过的还真不少啊！但是，这些事物的独特总和，我的人生经历及其全部的有序与无序——京剧、韦尔瓦竞技场、巴伊亚的坎东伯雷舞、瓦德的沙丘、瓦班西亚大道、普罗旺斯的黎明、梯林斯、卡斯特罗对着五十万古巴人讲话、云海上硫磺色的天空、紫色的冬青、列宁格勒的白夜、解放的钟声、比雷埃夫斯港上空的橙月亮、沙漠里升起的红太阳、托切罗岛、罗马、我谈过的所有事情、我还没说的那些事情——再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它们重生了。

稍后还有一个惊喜而美丽的时刻。船从杜布罗夫尼克海湾出发，返回意大利时，一群海豚迎着夕阳，在船边嬉戏着游来游去。海德格尔看入了迷。他想起了在慕尼黑文物博物馆看到的一个杯子。那个杯子出土于埃克塞基亚斯（Exekias），年代为公元前530年左右，杯子的侧面上绘有狄俄尼索斯乘坐一艘缠绕着葡萄藤的船航行，海豚从海中跃出的情景。海德格尔匆忙拿出他的笔记本——但他写下这一景象时，惯常的那种封闭语言又冒了出来。就如杯子“停留在它被制造出来的边界中”一样，他总结说：“西方和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如此，在其如岛屿般的本质中安全牢靠，保留在旅居者的回忆性思维中。”就连海豚也得被赶到一片聚居地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