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旦品尝了现象学(第3 /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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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来说,海德格尔似乎是一个谜,对她来说,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海德格尔这个人让她很感兴趣,比如在她的小说中,很多主角就都是那种魅力四射、时而还很危险的大师型人物。不过更重要的是,她对萨特失去兴趣很久之后,她的注意力还一直被他的哲学吸引着。海德格尔将心灵比作林中空地的意象尤其让她着迷,她觉得这很美(我也是)。
1969年时,她曾写过一篇文章,两年以后以《八十岁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为题发表在了《纽约书评》上。她在文中提醒新一代的读者,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在马堡那个“迷雾的洞穴”中对思考的呼唤,曾让人们兴奋不已。但她又问道,为什么他在1933年以及之后却没能适当地对他自己进行思考。不过,她没能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用海德格尔是个“做梦的男孩”这个理由轻易将他放过一样,阿伦特也以一个过于宽容的评价结束了文章,说他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这位不谙世事的天才之所以掉到井中,是因为他太忙于看星星,没有注意到面前的危险。<a id="ch5-back" href="#ch5"><sup>(5)</sup></a>
在《杰克逊的困境》中,她笔下的角色贝内特(Benet)也在写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而且和默多克一样,他进行得也很吃力。他猜测,这种艰难是不是源于他无法确定自己对海德格尔的真实看法。他的有些方面很吸引他,但另一些方面又让他厌恶:比如纳粹主义,对荷尔德林的盗用,以及无情地“将哲学诗意化,丢弃了真理、善良、自由、爱、个人,而这一切,恰恰是哲学家应该去解释和捍卫的”。他怀疑,是不是海德格尔身上危险的某一面吸引了他,而他贝内特的灵魂中事实上也深深地掩藏着这一面,所以他才无法审视甚或除掉它。当他思考海德格尔时,他是在思考什么?后来,他再次翻阅了他的海德格尔笔记,并说道:“我很渺小,我无法理解。”
1975年12月4日,汉娜·阿伦特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享年69岁。她留下了一部厚度堪比萨特作品的遗稿,后经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编辑,最终以《精神生活·思维》(The Life of the Mind)为题出版。在海德格尔这个谜团上,阿伦特从未做出一个决断。有时候,她会谴责这位曾经的情人和导师;有时候,她又努力为他的声誉平反或者帮助人们了解他。去欧洲访问时,她曾见过他几次,并且试着帮他和埃尔芙丽德在美国出售《存在与时间》的手稿来筹钱(但失败了)。不过,他的一些思想要素,始终在她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海德格尔喜欢接待旅行者,但他自己从来都不是什么“旅者人”。他对大众旅游非常蔑视,认为这是现代“沙漠般”存在方式的症状。不过,在后来的人生中,他逐渐喜欢上了去普罗旺斯度假,并且曾焦灼地考虑过是否应该访问希腊的问题——考虑到他对神庙、裸露的岩石以及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索福克勒斯的长期痴迷,希腊是个显而易见的目的地,不过这也恰恰是他很紧张的原因:因为这关乎太多东西了。1955年时,他都准备要和朋友凯斯特纳(Erhard Kästner)一起去了,连火车票和船票都已经订好,但在最后一刻,他却打了退堂鼓。五年后,两个人又计划了一次希腊之旅,但海德格尔又退出了。他写信给凯斯特纳,说事情可能以后也还会是这个样子。“不看到希腊,我才有可能去思考这个国家的某些事情……只有待在家里,才最适合专注思考。”
列维纳斯的思想对班尼·莱维有所影响,所以这可能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希望》中有很多思想听起来有列维纳斯的味道。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可以算是列维纳斯和萨特之间又一次有趣的间接接触了。他们几乎不认识对方,想法也常常有着云泥之别,但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在一些重要节点上交会过。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在煤气灯酒吧聊完杏子鸡尾酒后,萨特在巴黎买了一本列维纳斯的书。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曾就恶心和存在写下过极其相似的著述。现在——或许在他们谁都不曾承认或反思过这个事实的情况下——通过莱维,他们的思想又再次被拉近了,而且近得甚至有些出人意料。
海德格尔十分欣赏策兰的作品,所以竭力让策兰在弗莱堡有种宾至如归之感。他甚至还请一位书商朋友走访城里的所有书店,确保他们把策兰的书摆在橱窗前面,好让诗人在步行穿过城里时能看到。这是个动人的故事,而考虑到这是我找到的有关海德格尔做过友善之事的唯一有据可查的例子,就更感人至深了。他参加了朗读会,第二天还带策兰去了小木屋。诗人在宾客簿上签名留言,并针对这次拜访写了一首谨慎、费解的诗,名字就叫《托特瑙山》。<a id="ch6-back" href="#ch6"><sup>(6)</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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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让自己的怨气耽误他的研究工作,在晚年继续沿着他思想的山路上上下下。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托特瑙山上,接待朝圣者的来访,但有时也会接待一些更多持批评态度的访客。犹太诗人、集中营幸存者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来访就属于后者。1967年7月,他从所在的精神病诊所获准暂时离开,到弗莱堡做了一次朗读会,而会场正是海德格尔发表纳粹校长就职演说的那个礼堂。
作为一辈子的默多克迷,我曾故意选择不去读《杰克逊的困境》,因为我觉得书中流露出的疾病征兆,会让我很难过。但现在读来,我却惊讶地在其中发现了这样一段熟悉到离奇的描写,这说的不正是我自己对海德格尔的感受吗?确实,我发现整本书都很动人,也发人深省。在这最后一部小说中,默多克让我们窥见了一个正在失去其一致性和联结性的心灵(或此在),却依然拥有——竭尽人力之所能——去将它的经验转化为文字的能力和这么做的强烈渴望。这是萨特、波伏娃、梅洛-庞蒂及本书中的每个人,甚至包括海德格尔,都共有的现象学渴望。<a id="ch17-back" href="#ch17"><sup>(17)</s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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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克逊的困境》的最后一幕中,书名中的角色,也就是贝内特的仆人杰克逊,坐在桥边河岸的草地上,看着一只蜘蛛在草叶之间结网。他仿佛与贝内特融为了一体,也突然产生了那种一切都在悄然溜走的感觉。他说,有时候他会感觉到某种转变,或者是呼吸和记忆的丧失。难道他只是误解了正在发生的事?这是一个梦?“对于什么是必要的,我已经走到了尽头,一个已无路可走的地方。”
雅斯贝尔斯逝世四年多后,1973年10月8日,同样将人生视为一段不断超越熟悉事物之旅的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也去世了。对于他和雅斯贝尔斯来说,人类本质上都是流浪者。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任何东西,永远无法真正在某个地方安定下来,即使一辈子都待在一个地方也一样。我们,正如他某部散文集的名字所说的那样,一直是Homo viator——旅者人。
他站了起来,但起身时,他感觉到了什么:是那只蜘蛛在他的手上爬。他把蜘蛛放回到它的网上,向河走去,然后过了桥。<a id="ch18-back" href="#ch18"><sup>(18)</sup></a>
英国的“新存在主义者”科林·威尔逊,一直活到了2013年12月5日,也一直愤怒到了最后,但在世界各地,他依然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被他的书激励或启迪着。一个人能留给世界这样的遗产,已经很不错了。
四十多年来,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世界待他很不好。他的追随者希望他有一天能斩钉截铁地谴责纳粹主义,可他从来都无动于衷,就好像他一点儿都不清楚人们需要听到什么一样。不过,他的朋友比采特说,海德格尔完全明白大家在期待什么,但这只让他感觉自己被误会得更深了。
另外两位伟大的传播者比他先去世:翻译过萨特的黑兹尔·巴恩斯(2008年3月18日去世),以及最先让英语读者品尝了存在主义的艾丽丝·默多克。<a id="ch16-back" href="#ch16"><sup>(16)</sup></a>
虽然比阿伦特大17岁,但海德格尔却比她多活了五个月。1976年5月26日,他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享年86岁。
默多克去世于1999年2月8日。在此之前的几年中,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而她的最后一部小说《杰克逊的困境》(Jackson's Dilemma),就展示了这种疾病出现的端倪。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她决定放弃一本已耗费六年心血的哲学著作《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求》(Heidegger:the Pursuit of Being)。遗留下来的打字稿和手稿版本,基本上是一堆毫无关联的章节,在她死后,只有一部分最终被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