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一旦品尝了现象学（第5 / 5页）

<a id="ch14" href="#ch14-back">(14)</a> 阿隆之死：Stanley Ho man的文章“Raymond Aron（1905–1983）”，引自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3年12月8日）。波伏娃最后几年的工作：Bair，Simone de Beauvoir，611–12；ASAD，69。“一些模样可笑……”和“令人难以想象的特质”：Forster和Sutton编辑的Daughters of de Beauvoir，19，17（Kate Millett采访）。肝硬化：Bair，Simone de Beauvoir，612–13。死亡、葬礼和阅读：ibid．，615–16。

英国哲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则换了一种表达方式。他写道，死亡是我们的大敌，不仅仅是因为它剥夺了我们将来可能做的所有事情和会经历的所有快乐，而是因为它永远地剥夺了我们经历任何事物的能力。它让我们无法再继续做海德格尔所谓的那块让事物显现于其中的林中空地。因此，沃尔海姆说：“它把现象学从我们身上夺走了，可一旦品尝过现象学之后，我们已经对它产生了一种无法放弃的渴望。”有过对世界的经验，有过意向性之后，我们想永远将其继续下去，因为对世界的经验就是我们的本质。<a id="ch1-back" href="#ch1">⁽¹⁾</a>

<a id="ch15" href="#ch15-back">(15)</a> “我悲伤地想到……”：FOC，674。“戴着钟形帽”：Beauvoir，Old Age，406。“孩童般的惊讶”：ASAD，9。

萨特对这种认为存在或人类生存具有一种内在有效期限的观念从不满意。他在原则上可以接受，但他个性中的一切都在反抗着，不被任何东西限制住，更不用说死亡了。正如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写的那样，死亡是一种暴行，从外向我攻来，摧毁了我的计划。我无法为死亡做准备，或者将其为我所有；我无法对死亡坚决果断，也无法将其纳入和驯服。它不是我的可能性之一，而是“对我来说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的那种可能性”。波伏娃曾在她的小说《人都是要死的》（All Men Are Mortal）中指出不朽令人无法忍受，但她也同样将死亡视为一个外来入侵者。1964年，她在《一场毫不费力的死亡》中，通过记述她母亲的最后一场病，展示了死亡如何“从别处，陌生且非人地”走向她母亲。对于波伏娃来说，人不能与死亡发生关系，只能与生命发生关系。

<a id="ch16" href="#ch16-back">(16)</a> “我出生在巴黎”：ASAD，10。

<a id="ch9" href="#ch9-back">(9)</a> “哪里写着？”和“根据”：Heidegger，‘“Only a God can Save Us”：Der Spiegel's Interview with Martin Heidegger’，出自Wolin，The Heidegger Controversy，91–116，这在106页。这次采访在他去世后刊于Der Spiegel（19976年5月31日）。由Maria P．Alter和John D．Caputo翻译的文本，最初刊于Philosophy Today XX（4/4）（1976），267–85。与魏尔特的对话：Safranski，Martin Heidegger，432，引自Welte，‘Erinnerung an ein spätes Gespräch’，251。关于海德格尔和返回家园这个主题，亦参见Robert Mugerauer，Heidegger and Homecoming：the leitmotif in the later writings（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8），和Brendan O'Donoghue，A Poetics of Homecoming：Heidegger，homelessness and the homecoming venture（Newcastle upon Tyne：Cambridge Scholars，2011）。弗里茨·海德格尔和“愚人周”的演说：Raymond Geuss，‘Heideggerand His Brother’，出自Politics and Imagination（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142–50，这在142–3页。笼统地关于弗里茨·海德格尔，参见Zimmermann，Martin und Fritz Heidegger；Safranski，Martin Heidegger，8–9，引自Andreas Müller，Der Scheinwerfer：Anekdoten und Geschichten um Fritz Heidegger（Messkirch：Armin Gmeiner，1989），9–11；和（尤其是‘此-此-此在’和‘月亮上的超市’）Luzia Braun，‘Da-da-dasein．Fritz Heidegger：Holzwege zur Sprache’，出自Die Zeit（1989年9月22日）。

六个多月之后，1960年1月4日，阿尔贝·加缪与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他开的车）在车祸中丧生。汽车撞向一棵树后，翻滚着撞到了另一棵树上，发动机被抛到了树的另一侧，而加缪则从后窗中被甩了出去。在不远处的烂泥中，人们找到了一个公文包，里面有加缪的日记和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The First Man），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的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童年生活。

<a id="ch10" href="#ch10-back">(10)</a> “它从人身上收回了”：Heidegger，Parmenides，85，引自Polt，Heidegger，174。提出修正建议：Safranski，Martin Heidegger，8；Raymond Geuss，‘Heidegger and His Brother’，出自Politics and Imagination（Princeton＆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142–50，这在149页。“好些年以来”：Sartre，‘J'écris pour dire que je n'écris pas’（未注明日期的笔记），出自Les Mots，1,266–7。

1959年6月23日，鲍里斯·维昂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年仅39岁。当时，他正在一家电影院出席一部电影的首映式，但他很不喜欢这部根据他的小说《我唾弃你的坟墓》改编而成的电影，便坐在座位上开始抗议，接着他便晕倒了，最终在去医院的路上逝世。

<a id="ch11" href="#ch11-back">(11)</a> 《萨特自述》，拍摄于1972年2——3月，1976年5月27日在戛纳首映。关于在一起看：Beauvoir‘A Farewell to Sartre’，Adieux，85。关于看电视（尽管几乎失明）：Todd，Un ls rebelle，20。拒绝伤心：Sartre，‘Self-Portrait at Seventy’，出自Sartre in the Seventies（Situations X），3–92，这在4页。中风、记忆障碍、牙齿问题：Hayman，Writing Against，416–17。“虚无”：Beauvoir，‘A Farewell to Sartre’，Adieux，65。“萨特，小伙伴”：Todd，Un ls rebelle，30。反犹主义著作，暴力：Sartre和Lévy，Hope Now，63–4，92，100–103。这些访谈最初刊于Le nouvel observateur（1980年3月10日、17日、24日）。

“向前，总是向前！”是存在主义者的呼喊，但海德格尔早已指出，没有人会永远向前。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把此在描述为在“向死而在”中寻找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对死亡和界限的肯定中寻找真实性。他还着意证明存在本身不会出现在一个永恒、无变化的层面上，而是经由时间和历史显现出来。因此，无论在宇宙层面还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一切都具有时间性和有限性。

<a id="ch17" href="#ch17-back">(17)</a>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求》：默多克的海德格尔手稿（打印版，手写订正）在金斯顿大学的默多克档案中，KUAS6/5/1/4；一个文稿版本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部分已经基于Justin Broackes编辑的两个文本出版：Murdoch，‘Sein und Zeit：pursuit of Being’，出自Broackes编辑的Iris Murdoch，Philosopher，93–114。林中空地：Murdoch，‘Sein und Zeit：pursuit of Being’，出自Broackes编辑的Iris Murdoch，Philosopher，97。贝内特的困惑：Murdoch，Jackson's Dilemma，13–14。“我很渺小”：ibid．，47。

在本章中，有人离去。

<a id="ch18" href="#ch18-back">(18)</a> 杰克逊最后的想法：ibid．，248–9。

曾在我们故事里这个生气勃勃、叮叮当当、忙忙碌碌、吵吵闹闹的存在主义咖啡馆中出现过的一些最可爱的人，也是最早离开的人。

<a id="ch12" href="#ch12-back">(12)</a> 更不坏些，“思想被创造”：ibid．，73。波伏娃的看法：Ronald Aronson，‘Introduction’，ibid．，3–40，这在7页。阿隆的看法：ibid．，8，引自Aron，‘Sartre à“Apostrophes”’，Liberation/Sartre（1980），49。其他人都表达了关切；Edward Said写下了1979年和萨特、波伏娃在巴黎的会面，令人震惊的是，莱维在午餐时代表萨特发言。当Said要求听萨特自己的发言之时，莱维犹豫了一下，说他会在第二天这么做。他这么做了，但依据一份准备好的文本，而Said怀疑是由莱维所写。Edward Said，‘Diary：an encounter with Sartre’，London Review of Books（2000年6月1日）。关于这次采访和萨特与莱维的合作的更广阔背景，参见J．-P．Boulé，Sartre médiatique（Paris：Minard，1992），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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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d="ch13" href="#ch13-back">(13)</a> 摄影师：Hayman，Writing Against，437，尤其指的是在《比赛》中用长焦镜头拍摄的一张清晰照片。“他的死亡确实把我们分开了”：Beauvoir，‘A Farewell to Sartre’，出自Adieux，127。阿隆和萨特的约定：Aron，Memoirs，450。“感人的文章”：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146。

但不幸的是，这就是我们能得到的待遇。我们之所以可以品尝现象学，就是因为它有一天会从我们身边被带走。我们腾出我们的空间，而森林则再次将其收回。唯一的安慰是，我们曾透过树叶看见了光，我们竟然曾拥有过这种美好：有一点儿总比什么都没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