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生平考述（第1 / 4页）

1958年，萨特有机会更加细致地探索了弗洛伊德的人生：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委托他创作一个传记片的剧本。萨特接受这份工作，部分原因是他需要钱：一笔巨大的税金让他捉襟见肘。但是，接受委托后，他又以往常那种能量投入到工作中，导致最后拿出的剧本足足可以拍一部七小时的电影。

当然，这本书并非毫无亮点。偶尔的闪电也会击中原生汤，只不过没有让其中闪出生命的火花罢了，而且，要想找到其中的那些亮点，你除了在自己所能忍受的限度内，尽可能久地在这片沼泽挖下去之外，别无他法。

跟热内一样，萨特也有一种更有力的掌控方式：写书。对他们两人而言，身为作家便意味着要为世界的偶然性赋予艺术的“必然”特质，正如《恶心》中的爵士歌手把存在的混乱转变为美好的必要性一样。萨特的所有传记围绕的都是这个主题。在1947年对波德莱尔的考述中，他向我们展示了这位年轻诗人在学校受到欺负，但把他的痛苦转变成了文学。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文字生涯》中——这本书是他在1953年，也就是《圣徒热内》出版一年后开始写的。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他说驱使他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作家，想要去谈论那些假想出来的事物？”而《文字生涯》，便是他想搞清楚是什么让他这样的孩子患上“文学神经官能症”的尝试。

其中的一个亮点是，萨特在谈到凝视的力量时，回忆了他曾看到过的一个场景：一群人正在谈论一只狗——列维纳斯描述过类似场景，在他所在的战俘营中，有只狗见到人就很高兴——但这一次，当人们低头看它时，那条狗意识到他们在关注自己，可又不明白为什么，于是它开始焦虑不安，困惑地站起来，朝他们跑过去，接着停住脚步，呜咽了几声，然后吠叫起来。萨特写道，它似乎“从它的角度，感觉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且奇怪又神秘的现象”。

萨特直觉地知道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思考热内的人生时，至少也同样在思考他自己的人生。虽说他的中产阶级童年与热内的少有共同之处，但他自己也经历过黑暗时期。家人搬到拉罗谢尔后，12岁的萨特一边要面对那位对他恐吓威胁的继父，一边要在一所充满暴力的学校上学，那些男同学对他拳打脚踢，骂他是贱民，还讥笑他长得太丑。在痛苦不堪中，萨特决定要用一种例行公事般的举动，来把他们的暴力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转而用它来反抗他们。他的举动是，从母亲的钱包偷零钱，然后买糕点给欺负他的人吃。这看起来似乎是某种趣味的暴力——取决于是什么样的糕点。但对萨特来说，这是一种魔术般的行为，一种彻底的转变：这些恃强凌弱之人夺走了他的东西，那现在他就给他们一些东西。通过这种热内式的盗窃和馈赠，他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定义了整个状况，从中造出了某种艺术品。后来，他告诉波伏娃，自那之后，他便“不再是个可能被迫害的人了”。有趣的是，在此后的人生中，他一直都会忍不住地要送别人东西。<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

萨特很少会给别的动物这样的表扬，认可它们所拥有的意识形式。在此之前，他曾含蓄地把它们与树和混凝土板一起全部放在了“自在”的领域中。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转变。动物可能无法拥有充分的意识——但或许人类也没有，这可能就是萨特说带我们到梦的边界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吧。

这个项目也把萨特自己的写作带向了边界——意义的边界。他从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福楼拜的人生进行了解读，并将二者编织在一起，着重强调了社会和经济的层面，但也引入了一种接近弗洛伊德学说的潜意识概念。他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是le vécu，即“生活的”（the lived）。波伏娃和其他人也使用这个词，但在萨特笔下，它几乎成为“意识”的替代词。这个词指的是一个领域，在其中，像福楼拜这样的作家，能够在没有完全看透自己的情况下设法理解自己——或者如萨特说的，在其中，“意识通过遗忘来玩确定自身的把戏”。这个想法既充满诱惑又难以理解。也许最好的表述方式是，《家庭的白痴》是萨特的一种尝试，想要展示作家如何在无法拥有充分意识的情况下成为作家。

在他缺少的东西中，最重要的便是亲情。这种家人之间的爱，原本可以带他走进完整之人的国度，但福楼拜拥有的却只剩下了萨特所谓的“他自己的汁液、自我那种刺鼻、植物性的丰盛。蘑菇：初级生物体，被动，被束缚，往外渗着卑贱的充盈”。这种在灵魂蘑菇块中的遗弃，让他对自己的意识，以及对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感到困惑。福楼拜感觉自己是“多余的”，不知道他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正因如此，他才会“不断地追问”，并且对意识经验之边缘迷恋不已。当某个采访者问萨特为什么想写福楼拜时，他回答，是因为这些边缘：“与他在一起时，我站在了边界上，梦的藩篱边上。”<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

为了完成这个庞大的写作计划，萨特自己苦苦挣扎。他开始写作时是1954年，但之后便失去了动力，手稿丢到了一边，过了很久，他才又撸起袖子，迅速完成了三卷，并于1971年和1972年出版。这三卷总共有惊人的2800页，可以说，比我们所能预期的最冗长的传记，还要长大约2000页。可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也还没写完，只把故事讲到了福楼拜创作《包法利夫人》那儿。第四卷被列入了写作计划，但没有写出来。这着实很不尽如人意，但更大的问题还在于，现有的三卷几乎完全读不下去。

在接下来的传记写作生涯中，萨特创作了他自认为是他在该体裁方面的最高成就，但实际却是世界上最让人读不下去的书之一——《家庭的白痴》（The Family Idiot）。这是讲述福楼拜生平的一套多卷本著作，像以前一样，萨特在书中将到底是什么让作家成了作家这个问题置于了首要位置。但他这次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萨特将福楼拜的写作方式，追溯到了他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的童年生活，小时候的福楼拜，因为总是长时间地两眼放空、做白日梦或者发呆，被家人斥为“白痴”，受尽漠视。通过给他贴上白痴的标签——中产阶级的典型排斥行为——他们切断了他正常的社会交际。萨特将幼小的福楼拜比作一只家养动物，一部分融在人类文化中，一部分又与之分离，并且被他缺失的东西困扰着。

不过，至少有一个人挺喜欢它们。西蒙娜·德·波伏娃阅读了草稿——萨特的所有书她都这么读过——而且读了好几遍。之后，她在回忆录里写道：

通过采纳他人的物化标签，来代替他无自我意识的自我，热内像波伏娃在女性中观察到的那样，扭曲了自己的心理。她认为，这种扭曲给女性带来了终身的焦虑，让她们变得犹豫不定，充满了自我怀疑。不过，在萨特看来，热内却挑衅地完成了这项操作，进而将结果逆转：他的异化不但没有压制他，反而给了他一个逃离的出口。从那之后，他担起了自己这种小偷、流浪者、同性恋者和男妓的局外人身份。他把自己所受的压制颠倒过来，进而控制了它，他的书便是在这种倒置中获得了力量。热内的人生经历中最屈辱的那些元素——粪便、体液、臭味、监禁、暴力的性——都被树立为崇高的东西。热内的书把屎变成了花，把监牢变成了神庙，把最凶残的囚犯转变成最温柔的对象。这就是萨特把他称为圣徒的原因：就像圣徒把苦难转化为圣洁，热内将压迫变成了自由。

***

萨特在热内十岁时经历的一件事中找到了他要找的那个时刻。当时，热内正生活在一个寄养家庭里，按照一般的期待，这样的孩子本该谦卑恭顺、感恩戴德才对，但热内却拒绝照办，反而叛逆至极，老是偷这家和邻居的一些小东西。有一天，他刚把手伸到抽屉里，就被一个碰巧走进来的家庭成员撞见了，对方大喊道：“你这个贼！”照萨特的解释，小热内被冻结在了他者的凝视中，成了一个被贴上卑鄙标签的对象。但是，热内没有感到羞愧，而是接受了标签，通过敢作敢当的承认，改变了标签的意义。你说我是贼？好啊，那我就要当个贼！

萨特对所谈论对象的潜意识或半意识心理状态的兴趣，早在写福楼拜的传记之前就已发展成形。在《存在与虚无》的结尾部分，他曾探索过这么一个想法：我们的生活可能是围绕那些真的属于我们，但我们又无法充分理解的计划而安排的。他还呼吁建立一种基于自由和世俗存在的全新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他从未认可弗洛伊德描绘的那幅图景：心理分为一层一层，从潜意识往上被依次排列，仿佛是有待研究的一块果仁蜜酥饼或地质沉积物；他也不认同性的首要地位。但是，他倒是对生命那些无法理解的部分和我们的神秘动机越来越着迷，而且还尤其对弗洛伊德——和他自己一样——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改变和完善自身理念的方式很感兴趣。弗洛伊德和他一样，其思想有着规模同样宏大的基础；萨特很尊重这一点——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作家。<a id="ch16-back" href="#ch16">⁽¹⁶⁾</a>

在他的解读中，热内首先是一个作家，通过写下生命中的那些偶然事件，从而掌控了它们。但是，热内这种把人生事件转变为艺术的能力又是从何处获得的呢？萨特问，是不是在某个确定的时刻，热内这个被鄙视和被虐待、被他的未婚母亲遗弃、被孤儿院收留的孩子，开始变成了一位诗人？<a id="ch11-back" href="#ch11">⁽¹¹⁾</a>

***

我不知道我通读了多少遍《家庭的白痴》，次序混乱地读那些冗长的章节，然后和萨特讨论。1971年夏天，我在罗马又读了一遍，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在我看来，萨特没有任何一本别的书能这么令人愉快。<a id="ch15-back" href="#ch15">⁽¹⁵⁾</a>

但是，萨特的告别并非像诗人兰波（Rimbaud）告别文学那样，意思是要停止创作。事实证明，他的告别意味的是更加疯狂地写更多东西，但同时又放弃了那种修正思想，使之进一步成形的努力。萨特用《文字生涯》告别的，其实是悉心的构思和润色——因为视力恶化，这个过程对他来说可能已经越来越困难。虽然他把这说得好像是某种高尚的放弃一样，但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在宣战。

我真希望我能看到波伏娃所看到的东西。我试过——我很少会怀着一种非常想要喜欢它的愿望去阅读一本书，但这个愿望落空了。我倒是对译者卡罗尔·考斯曼（Carol Cosman）的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她花了十三年时间，一丝不苟地把整部作品翻译成了英语。但我对萨特就不太满意了，他显然认定，这部作品的性质，本身就排除了任何修订、润色或任何想清晰明确起来的尝试。

事实上，在写《文字生涯》时，萨特便开始担心，这种分析，也就是把自由和自决视为只有作家才能全然享受的存在模式，在意识形态上是错误的。难道为了掌控自己的存在，人要把一辈子都只耗费在艺术上吗？这难道不是自我放纵？也许人的精力应该用在别的途径上——比如和无产阶级并肩作战，为革命效力。创作《文字生涯》时，萨特在里面写下了各种欢乐的自嘲——这使本书成为他最趣味横生的作品之一。接着，他宣布，这本书代表了他“对文学的告别”。<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