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救了林肯（第1 / 3页）

当时的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病菌通过老鼠和跳蚤的叮咬传染于人，轻者引起淋巴结炎，重者因病原体侵入血液，就会引起败血症或肺炎。鼠疫感染者起病快，病程变化也快，开始时突发高烧，周身疼痛，双足麻木，并伴有出血征像，两天内终因极度衰竭不治而亡。

瘟疫来势之凶猛，即便是围攻天京的湘军也不能幸免。鲍超所部染病或巳病的就有近万人。特使甘晋《致曾国藩书》所述，湘军攻占宁国府后，恰遇“暑疫大作，疫疾殁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两月以来，兵民疫死者二三万人，十居八九，城内五六里臭腐不堪忍”。

甘晋特使返回安庆不久，即染病而死。曾国藩估计，当时湘军“水陆诸军，十病六七”。瘟疫肄虐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江南十余年间人口下降惊人，到处是荒草萋萋，白骨森森。

伴随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大量熟地变成了荒田。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宁国府和广德州荒地不下数百万亩，这在安徽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为了解决苏皖赣抛荒严重、民政废弛的问题，同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曾纪泽并没有马上带领湘军和淮军北上攻打满清，而是裂土封王，休养生息，是因为江南十几年的浩劫，已经造成人口严重流失，再穷兵黩武，只怕会怨声载道。

“锦绣山河江南地，花艳果香四时春”，这是古人赞美江南的诗句。但是，喊杀声和枪炮声打破了这一切。

以安徽为例，1853年太平军进入安徽，从此安徽成为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之一，特别是皖浙交界地区，这是皖南山区之咽喉，又是南北商旅通衢之要冲。因此，太平军与清军在此展开拉锯战达19次之多，结果生灵惨遭涂炭，被杀或逃亡者不计其数。

最惨的宁国地区，太平军强行征兵，绝大多数成年男性被迫从军，无数无辜百姓血溅沙场。当地县志载：“宁自咸丰兵燹后，土民存者不足百分之一。”

宁国知县也不得不迁居宣城，而且清军在宁国几次反攻得手，却没有给这里的老百姓带来安宁。湘军杀戮无常，对此曾国藩在家书中也说，他下令对攻下的皖南城池“一律斩雉无遗”。

曾纪泽建议曾国藩在南方效法江苏：实行“召垦升科”政策。

“召垦升科”政策的主要内容有：成立农本局专办垦务，局务由官绅共同办理；发放耕牛、粮种和贷款给农民，牛按原价的20％分三年还本，粮种秋后还，贷款不计利息；鼓励绅商捐资开垦；承认原有土地所有权，但对有佃户而无主的土地，暂由佃户管垦；对无主又无佃户的荒地，则由官府募佃垦种。

曾国藩也十分同意曾纪泽提出的休养生息的计划，他对曾纪泽说：“惟安徽用兵十余年，通省沦陷，杀戳之重，焚掠之惨，殆难言喻，实为非常之奇祸，不同偶遇之偏灾。”

十多年的战乱和屠杀，造成江南广大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

江淮一带除了人祸，还有天灾。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民政不治，水利失修，旱涝虫灾更易为患，这更加重了这时期江南人口下降。

在1864年那场饥荒中，皖南一带还出现了卖人肉的不法奸商，开始时二十文一斤，后来竟涨到一百二十文一斤，触目惊心！

而且皖东南一带平均每两年就要发一次大水。大水之后必有大疫。污水淤泥滋生杂草，田舍荒芜又使野猪和老鼠成群，这些都为蝗虫大量繁殖和瘟疫流行埋下了极为严重的隐患。比如广德县因大疫人口由1859年的三十一万多人，到1865年锐减为五千余人，幸存者仅为原人口百分之二。之后，今郎溪县境内及长江沿岸等地人瘟也流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