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章（第1 / 2页）

张作霖在奉天得到消息后，又急又气。要不要带兵前去阻拦呢？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他身穿便服，怀里插了两支手枪，脸色铁青，两眼通红，独自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副官和卫兵们站在门外，连个大气也不敢出。突然，房内传出张作霖的一声命令：“传包瞎子！”

这包瞎子是谁？原来是一个算命卖卦的先生。他其实不全瞎，左眼还能看，但算命要的是瞎子，所以他整天戴副大墨镜。据说，他当年给张作霖推过“八门”，灵验得很。所以，张作霖发迹后，每每遇到疑难，总要找他来求个签问个卦。这样，包瞎子也身价百倍，成了“铁嘴神算”。

包瞎子一进帅府，立即感到气氛紧张，也没敢多说话，就将黄缎包袱放在红木桌子上，解开来，把一大堆刻着“天干地支”的卦子儿摆了起来。张作霖挥挥手道：“现在没功夫等你摆弄这些玩艺儿了，抽个签，问个吉凶祸福吧！”包瞎子连忙双手捧过签简，张作霖虔诚地抽出一支签。包瞎子接过签条，念道：“乌云遮月不长久，桃红柳绿好风光；关公五关斩六将，谁是乌江楚霸王！”

张作霖听不懂啥意思，两眼一瞪，急问道：“别文绉绉地啦！快说是吉是凶？”

这是一条模棱两可的签文。包瞎子早摸透了张作霖的心理，只能报喜，不能报忧，只能说好，不能说歹。他也耳闻郭松龄起事，估计准是为了这件事，就连忙作了揖道：“大吉大利，上上签！签上说，郭松龄是乌云遮月，大帅是洪福齐天！”

如果贡禹不了解国家的问题，他算不上什么贤者，如果知而不言，罪过就更大了。”

司马光不明白，古代的帝王在即位之初或某些较为严重的政治关头，时常要下诏求谏，让臣下对朝政或他本人提意见，表现出一副弃旧图新、虚心纳谏的样子，其实这大多是一些故作姿态的表面文章。有一些实心眼的大臣却十分认真，不知轻重地提了一大堆意见，这时常招来忌恨，埋下祸根，早晚会招来帝王的打击报复。但贡高却十分精明，专拣君上能够解决、愿意解决、甚至正在着手解决的问题去提，而回避重大的、急需的、棘手的问题，这样避重就轻，避难从易，避大取小，既迎合了上意，又不得罪人，表明他做官的技巧已经十分圆熟老道了。

会长眼色，察言观色是捧场至关重要的基本功。要投其所好，及时变色，不知道上头的心理和意图，说不定会拍错了马尼，“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我国旧社会官场之上，都是一个比一个长眼色，善变色。

唐高宗李治将要立武则天为皇后，遭到了长孙无忌、诸遂良等一大批元老重臣的反对。一天，李治又要召见他们商量此事，诸遂良说：“今日召见我们，必定是为皇后废立之事，皇帝决心既然已经定下，要是反对，必有死罪，我既然受先帝的顾托，辅佐陛下，不拼死一争，还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李勤同长孙无忌、诸遂良一样，也是顾命大臣，但他看出，此次入宫，凶多吉少，便借口有病躲开了；而诸遂良由于面折廷争，当场便遭到武则天的切齿斥骂。

张作霖一听，眨巴了两个眼睛，认为大事不妨，就决定不再离开奉天了。

算命先生为了生计，对每一个问凶卜吉的顾客都要揣摩心理，让你满意，以便你心甘情愿掏腰包。久而久之，练就了一身绝妙的捧场功夫。他们有一个屡试不爽的窍门：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对付张作霖这种人，实在是简单得很。

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张作霖的亲信杨宇霆也是一个特别喜欢被各路神仙吹捧的角色。

第二次奉直战争，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奉命随军进关，并参议军事。他是一个刚愎自用并有野心的人，一旦掌握了军权，就不可一世。他得意洋洋地从沈阳出发，随身带了他平日最信任的“张神仙”、“马神仙”等四名术士，另乘一列专车。

杨宇霆虽骄纵横蛮，却笃信神道。凡是作战措施，他都要先请四位“神仙”算卦占卜，选择吉田吉时，方始采取行动。当时，张学良是第三军团长，和杨在一起，他是个有点新思想的人，对扬的这种迷信行动很不以为然，先是劝他“兵贵神速，不可妄听佞言”。但杨宇霆总把他看作是“小孩子”，而且，他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那里肯听，只因为是少帅，每次来劝时，都是婉言拒绝，还说：“神道是很灵验的！”

过了两天，李勤单独谒见皇帝。李治问他：“我要立武则天为皇后，诸遂良坚持认为不行，他是顾命大臣，若是这样极力反对，此事也只好作罢了，

李勤明白，反对皇帝自然是不行的，而公开表示赞成，又怕别的大臣议论，便说了一句滑头的话：“这是陛下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呢！”

这句回答真是巧妙，既顺从了皇帝的意思，又让其他大臣无懈可击。李治因此而下定了决心，武则天终于当上皇后。反对派长孙无忌、诸遂良都遭到了迫害，只有李勤官运一直亨通。

4．说好不说歹，报喜不报忧

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的一名副军长，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他战功显赫，为奉军获胜立下汗马功劳。但是他是个新派人物，很看不惯军阀部队内一些陈规陋习，不时要进言改革军队，这就触怒了奉系的一些元老，张作霖和亲信杨宇霆也对他百般挑剔，另眼看待。这可把郭松龄气坏了，他于1924年11月对日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以倡导和平为名，宣布回师奉天，准备兵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