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第1 / 2页）

王建：中国的发展阶段，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还需要至少20年时间，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长期处在较高水平。中国这个市场，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缺市场，我们之所以要发展出口，是为了换取自己不可能再生的资源，我们底下没埋着，我们必须从别的地方拿，我们怎么拿？必须用我们生产的产品交换，要对外贸易，否则国内贸易完全可以解决，天南地北的交换。

乔良：我一直认为，谈到工业化人口问题，不必要等到中国13亿人全成为工业化人口才认为中国进入了现代化社会或城市化生存的社会，我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小世界，所以，即使在未来50年内，哪怕中国GDP翻好几番，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人口，也只能以城镇人口来计算，这是一。这个问题又牵扯出了第二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国家在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什么时候会出现动荡期？亨廷顿认为会在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平均值之间，这时的社会最容易发生政治动荡，后来有人算了一下，即使中国达到人均3000美元，这个数字距离今天也遥遥无期，中国由此得出不会发生政治动荡的结论，我认为这种算法和结论都不对，中国何时达到GDP人均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阶段，不应以全部13亿人口做分母，而应以城镇人口的GDP平均值来计算，不能把农村人口完全算进来，如果完全算进来，就会得出政治动荡期遥遥无期的结论，但实际上只要城镇人口GDP平均值达到3000美元到7000美元，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动荡期，对此，我们必须现在就有准备。

中国的城市化——整合东亚经济的关键(2)

王建：工业化不是指的工业人口，也不是指的城市人口，工业化的结果是农村的生产方式也变了。从日本的工业化历史看，刚一开始，相对于较小的工业规模，劳动力是可以无限供给，当工业规模在膨胀、在起飞、在加速的时候，劳动力就出现了短缺，就开始从农村中吸纳劳动力，但是农业发展又因为缺少劳动力受到影响，这时工业部门提供的现代农用物资，如拖拉机、化肥等就进去了，形成工农业生产部门间生产要素的交换，结果农业也现代化了，也变成了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中国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其中农业也占一条。在美

王建：对，这毫无疑义。接着讲乔良的这个问题，你是想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才能扩大市场，不错是有这个道理。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收入人口的增加，它也是能提高市场的购买力的。

中国现在什么情况呢？中国是60％的农村人口，40％的城市人口，实际城市人口还到不了40％，大概37∶63的概念。由于城市人口收入水平高于农村，所以就是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提高，仅仅由于城市人口增加了，就会增加市场总的购买力。我们现在最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城市人口的收入是农村人口的3倍。所以，咱们中国最大的收入不平均是在城乡之间，城乡内部都还有不平均的地方，但与国际比较，最严重的收入差距是在城乡之间，这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一样。

在人均1000美元的时候，日本的城市化率是75％，韩国的城市化率超过80％，都比我们目前要高得多。日本在工业化最高峰的时候，也是它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因为差距最大，才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急剧流动，所以工业化高峰也是城市化的高峰。但是，在日本最高峰的时候，城乡人口的差距也只有60％，而中国现在是差3倍。所以，中国要扩大国内市场，可以通过增加城市人口的办法来实现，而不见得要大幅度提高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工成本，这样就可以既扩大了国内市场，又不使单位产品中的工资成本大幅度上升，从而保住了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在统计指标体系里，水平的增加，受两个指标影响，一个是平均水平的影响，一个是结构变动的影响，这两个指标同时影响总水平的变化。在快速的城市化时期，水平提高的主要影响，是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单位水平的提高，这样就可以还保持很大的劳动力竞争优势，同时使国内市场扩大。

李晓宁：这是中国最基本的问题。

王湘穗：王建认为应该主要在东部发展城市化，但我们现在的农村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南和西北，或者主要是西南，如果没有西部开发，你那个城市化怎么办？

王建：你这是错觉，因为中国13亿人口在西部只有3亿，东部和中部人口最多。我跟你讲，中国是什么情况呢？在离海岸线500公里的范围之内，集中了中国70％的人口，我们人口大头在偏东部地区。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和沿线集中了中国70％人口和85％的GDP。

王湘穗：你是说，沿京广线切割，至少可解决70％的城市化问题？

王建：对，这些人口如果城市化，那是70％的人口城市化。

李晓宁：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村城市化问题，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