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第1 / 2页）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书，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的工分；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天等于以前干5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开始叫“我的职业”，思来想去认为不妥。虽然有人开过这个先河，把“农民”也称为一种职业，但多少这有点幽默了吧，对农民和我自己这种“抬举”有贬损的嫌疑。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月1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方式，唯一的渠道。

8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我的书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水。8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奇痒无比。我没有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