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第1 / 2页）

因为他是贫农的成份，“文革”时他成为大队革委会的成员之一，排列第“八把手”。于是，就自以为是毛主席阵营的革命派了，就忠心耿耿地同一切反动派做不调和的阶级斗争了。他笃信奉行，“家不家纲上划，亲不亲线上分”，他和我不是“一家”，更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亲戚朋友。

那个时候，和钱一样珍贵的还有布票，一年中国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很少很少，基本上家家都不够用。1960年，每个人只得到2。8市尺的布票，做个裤头都难，很难看见有人做新衣服穿，那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年代。对于更为困难的人家，公社像发放救济款那样发给他们“救济布票”，很有限。

我们8队有一户荣誉军人，得到了“救济布票”，由董会计领回，但那户荣誉军人却没有得到。是董会计贪污了吗？还是荣誉军人收下后忘记了？大队和生产队一致认为是董会计贪污了！这个是严重的问题，人格的问题，一个年轻人的发展与前途的问题。于是，所有的目光都写着“鄙视”与“龌龊”。董会计成了道德的反面教员，形象跌入低谷，人们一致认为不可能反弹了。

后来这件事被时间的硬件消化了，中毒的董会计得到“软件”的消毒，得到强势反弹。这软件就是——他们家几辈子都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得让他彻底翻身得解放，落实“在农村，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指示。

在“布票事件”中，我是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力为董会计解套的人，所以时间硬件才会具有消化的功能。他去当大队的会计时，就建议由我来继任那个空缺。但这绝不是“投桃报李”起到的作用，我有我的硬件，只是谁都懂得“用河水洗船”的哲理罢了。

“文化大革命”折腾来折腾去，又把我折腾到原位。期间，我失去了自己很是看中的“书记”头衔，但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使我真正地从书本里走向了社会，从幻想中走向了现实，从幼稚中走向了成熟，从冲动中走向了理智，从自我奋斗中走向寄希望于下一代……这就叫历练！

这句话就走了。

让我去揭发自己的父亲，我能做到，但我揭发父亲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抄家是全省的统一行动，统一时间、统一对象，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专题的阶级斗争。在这个专题的阶级斗争中，父亲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我被认定为刘少奇的信徒和爪牙。尽管我在队长的跟前是个“有用”的人，怎奈队长的巴掌再大也遮不住天，怎能为我遮风挡雨啊？抄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成了九等人以下，十等人以上的人了。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新等级”，“新阶级”——9。5等人，可笑、可悲。

太阳累了要下山，雨下累了要晴天。

“文革”的大旗举累了，也寿终正寝倒下了。人们似乎从噩梦中醒来，开始梳理黑夜中的是是非非。有的人还在舔舐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舔舐着在腥风血雨那些刀光剑影中涂地的肝脑。有的人在忿忿不平地太息，太息着平步青云旋即又空空如也的失意。更多的人是在欣慰，欣慰着大难不死枯木逢春。唯独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麻木了，纵然万箭穿心也喊不出一声“疼”来。

做第二次任会计不到一年，为了寄希望于下一代，1970年9月1日，我又第二次走进了学校。

2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2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自1964年8月1日到1970年9月1日初登讲台，我整整当了1年零6个月的地道农民。

年轻力壮，受点风霜之苦、劳作之累，倒是强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难得；经受政治的风波、遭受无端的打击，得到了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与适应，值得。所有这些，对我的精神层面没有构成毁灭性的灾难，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然而，让我在心里流泪的则是“后院”——岳父对我的冷谈。

我麻木得就像一个植物人，只有躯体，没有神经。当队长问我“你还想不想当会计”的时候，我竟然忘记痛定思痛的苦涩，机械地回答“想！”由是，我稀里糊涂地于1970年初，再次出任8队的会计了。原来的8队会计董向国，就是我任团支部书记时接任我的那个董会计，此番已升任为大队会计了。

在我第一次当会计的时候，董会计是现金保管员，我力举的。他很感激我对他的“提拔”与帮助，尤其是我对他的信任。

有一次，他的帐目错了，少了15元现金，自己说什么也找不出来，他认了，掏自己的腰包补上了，不想落个“贪污”的名声。在那个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几只鸡下一年的鸡蛋也卖不了那么多的钱，而名声比黄金更珍贵。

我不相信这笔钱是他丢了，一定是帐目出了问题，就帮他查账。原来，生产队卖猪仔子的钱，在他的笔下多“卖”了一个，一只猪仔子正好是15元。是的，假如少“卖”了一只猪仔子，他又就会怎么办呢？

不久，一个“少卖了一只猪仔子”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是他当上了会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