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第1 / 3页）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师头顶上的“负责”2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书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书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6年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书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书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表态，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人家的70%，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的5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元钱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