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第1 / 2页）
后悔药是无处买得到的，想吃后悔药的滋味比买后悔药还要难。人到了这般田地，才懂得“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滋味，悔之晚矣。什么书记、乡长，全都成了画中之饼，难以充饥。
你还别说，够哥们意思的真就为他奔走呼号了，为他递过来一根救命的稻草来，他做了临时的“税务”。这个铁哥们是新民市的副市长，他每每来乡里视察工作时，第一个得先看看他，然后才是书记乡长。他管他叫哥们，相互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对他的“挽救”了，他得对得起他们曾经的“情感”，一种价值“千金”的情感。试想，他会有多少“千金”再交换这样的情感啊？
每当一位新领导来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期盼。期盼他为民作主，期盼他革故鼎新，期盼他开创一代新风……
1993年，一个“目不识丁”的青年农民，因做点买卖有了点积蓄，便打起“卖官鬻爵”逆向思维的主意来。这主意不馊，事情果然办成了，你能说他馊吗？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乡企业公司的经理，由农民一跃成为乡政府的机关干部，正式的合同干部。
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农民当干部，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曾经的农民嘛，干什么和同类过不去！可是，那个时候得有多少农民也想当个什么经理呀，业务什么的啊，至少得有几十几百的吧。为什么不去公开招聘？为什么昭示天下？为什么不让有资格参加评议的人去“评头品足”？为什么一个说了就算？问号太多了，但答案只有一个——吃谁想着谁，拿谁向着谁！从此，这位领导的威信滑入谷底，微词倍增，但“效益”上扬，一发不可收。
1998，新民市各个乡镇又一次大幅度的精兵简政到来了（几年一轮回，不需千年等一回）。这位经理的民主评议之分低的可怜，几乎得了零分。理论考试那天，他也来到新民考场想碰碰运气。试卷刚刚发到手里，他便问监考：
“我说，让不让抄啊？”
“你说呢，让抄的话还来这里干什么？”
4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4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坦荡的为人，有股义气劲，不会玩手法是他的最大优点。王广福由副书记到乡长、党委书记，在罗家房这块黑土地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跋涉五六年了，辛苦之劳有之，莫逆之交也有之。为了安排“朋友”的一个孩子到乡里上班，可是尽心尽力地思谋了。
行政、事业没有编制了，就让他去给农经站开车吧，大小也是个差事，总比无所事事“遛垄沟”体面得多。
这个孩子很年轻的，稚气未脱，各类汽车倒是看过很多，开车则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与其说让他开车，倒不如说让他学开车，拿公家的车练手。当然是了，这比学开车要划算多了，一不花钱交学费，二还可以得到不菲的开车工资。可就是那车倒了大霉，三天两头去修理，仅修车费用就够买一辆车的了，油钱和工资不在其内。
他二话没说，抬腿就走了。
这位监考太不了解他，假如我是监考，我会让他抄，准许他一个人抄。你想，那么多的试题，那么多的复习资料，他看了都眼花缭乱，他是绝对找不到答案的！
不要说在全国了，不值得，就是在全新民市，或者是罗家房一个乡，选个当经理的料也不难找到，难的是能找到他当经理。有人说，一个村的人才就可以组成个乡政府；一个乡的人才就可以搭建一个县的班子。我看这话并不夸张，夸张的是，有些机关部门怎么竟然由这样的人充斥其间？不可思议！
每当一位领导“乔迁”的时候，（除冯贵清“戴罪”离任外，余者都是“乔迁”），同志们对他或多或少都有留恋之情，也有个别人感到“树倒猢狲散”忧伤。忧伤什么，没有靠山了，开始走自己的路，心里没有半点的信心。
其中一个堂堂的股长，日子开始艰难了。1996年，在实行公务员制的民主评议中，他得到了最低的分数，尴尬至极。理论考试的时候，因为胸无点墨当了文抄公，又不听从监考三番五次的警告，被扣掉了10分。结果，两项分数加在一起的成绩还是名落孙山了，只好和乡政府大院“拜拜”啦。人们这时才认定，靠个别领导混日子最终混不过“群众的眼睛”，尤其是那一颗颗平常又平凡的心。
农经站也叫农民基金会，是农民自筹自贷的“金融机构”（后来因为不合法解体了，曾经兴盛一时），属于服务型的事业单位，是讲效益的。如此的赔本买卖，农经站心疼得痛心疾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卖车的决定。
他们算了一笔账：养车费、燃油费、修理费、“人头费”，几笔大的费用加在一起比打车的费用还费用，还得为车和司机操心担心，何苦啊！再有就是，车是你的，“不归你用”！你要用车出门办事，车坏了，正在修理呢。车没有问题了，司机受伤了，也修理呢，在医院。再说了，司机是有背景的，有时候你玩不转他，他逍遥去了，爱咋咋的。思来想去，卖车才是硬道理！
硬道理碰到了硬钉子，你就硬不起来了。车虽然是农经站的，农经站还不是书记乡长的吗？王书记听说农经站要卖车，脖子一歪，向站长打3个问号：
“啊？卖车？司机上哪开资去？”
这就是圣旨，所有的领导都有这项专利，任何他管得着的人都不敢说个“不”字。可笑吗，可气吗？是的，太露骨太直白了，不卖车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给司机开工资！太人性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