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第1 / 2页）

2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

待我得知二大爷去世的消息时，他已经入土2年了，实在遗憾。

二大爷是个大度慷慨之人，阔也阔得仗义，穷也穷得大方。1964年我高中毕业后，有时间走访我的家族了。1965年的春节，六大娘要我和李巨元二哥去孟家台给二大爷拜年，二大爷非留我们住一宿不可。晚上，他拿出两元钱给我们买柿子吃。我说，两元钱买咸盐差不多够吃半年的了，我们不是小孩子了，你还是留着吧。二大爷笑了，他说：“傻孩子，你们才吃我两元钱，想当初我的小哥们儿们得吃我多少个两元啊……”

记得二大爷对我们从来不提往事的，更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那天真的别开生面了，他很高兴我们给他拜年吧。二大娘也在一边旁白，说旧社会我二大爷下馆子从来不让别人掏钱。

二大爷死后，他的3个儿子渐渐地发达了。1998年我去北京前，他的大儿子李开元盖起了漂亮的小楼。

俗话说“饸饹不贵，卤子贵”，练枪法花在子弹上的钱比那杆枪贵多了，也培养出个神枪手来。

一次，一伙不知道李家威望的土匪开口就要许多的“银子”，站在墙外高喊“不给就开枪”！二大爷站在院子里高声回话：“好吧，给你可以，你得先问问我手里的枪答应不！”他又说：“你的帽子有个红疙瘩，我饶你一命，专打那个红疙瘩！”

土匪不听邪，但也害怕丧命，就用棍子把帽子挑了起来。二大爷一举枪，“啪！”的一声，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帽子上的红疙瘩。土匪吓得一哄而散，神枪手的大名也就扬出去了。

土改了，二大爷的成分被定为地主。按政策，农会要分掉富农的土地，内产不懂，内产也叫“浮产”，指的是金银首饰之类的物品。对地主，则是留下生活生产的必须，即按人口分得的土地之外，一切归公，包括细软之物。

除了我的曾祖，其他四位曾祖所属的支系都是地主被“抄净分干”。后来我的爷爷在解放前又置办了一些土地，才被定位地主成分的。

在这之前的1990年，我的小女考上了西北林学院，即现在位于陕西杨陵的西北林业大学时，我和三大娘家有了联系，他们在西安。李开元得知后，让我打听一下他三婶的近况，表示对老人家的关切。

他的三婶是我的三大娘，年近九旬依然健在，而三大爷李若堂早就过世了。

三大爷李若堂很斯文，在旧社会就是个教书先生，60年代初病逝沈阳。之后，三大娘跟随儿子李葆元去了西安定居。

庆幸的是，他们已往都不是为富不仁的主，才没有被残酷斗争。那时斗地主的“刑法”很多，比如冬天里扒光你的衣服，让你骑在冰凉的碾砣上，再浇上凉水，刹那间人和石头就冻在一起了，想站起来就会掉一块皮肉，血淋淋的。还有就是把你的双手捆起来，吊在房梁上，那叫空中飞燕，来回地悠，骨头节都响。或者让你举起满盆的水，举过头顶，洒一点你得舔起来……目的就是让你交出值钱的东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戴高帽游街示众是最轻的处罚了，可那时人们丢不起脸面，比死还难受。土改斗地主和“文革”时期斗“黑五类”如出一辙，都是“革命”行为。

李家的地主虽然没有被斗争，但也都吓得半死，多亏当时的农会主席张奎武。张奎武是李家抗活的，李家待他不薄，他下不得手，那是人性良心吧。后来的二大爷总提起这件事，总有不尽的感激和感慨——做人还是和善的好。

二大爷是个膀大腰圆的大块头。解放后，他一改豪门公子哥的形象，放下架子当根根本本的庄稼人，吸大烟的毒瘾说没就没了。1953年辽河大水过后，他从老家搬迁到是佛寺乡孟家台落户。那里有他的表妹，可以周济他一把。表妹姓魏，成分好，又是个大家族，对这个四类分子怎好不高抬贵手。怎奈得二大爷一家六七口人，就是长了三头六臂也难维持温饱，亲戚供一饥不能供百饱吧。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啊？

解放前，二大爷因为花天酒地的，曾经向我家借过钱粮，我们之间既是家族又是亲戚，他和家父是姨表兄弟，解放后这欠账就黄了。搬到孟家台，生活时常拮据，二大娘就来我家串换两米。旧账不还又添新账，实在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借。二大爷去世的时候，正是他们家困难到了极点的窘境时刻。二大娘置办不起棺材，就用砖头垒个“地穴”葬了二大爷。一世“英雄”落得这般田地实在难以想象，悲乎，哀呼？

2我的先祖（难得一面）（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