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第1 / 2页）

“因为我来迟了，”同学毫不含糊地回答，昂然入座。

我在班里年龄最小个子也小，上课时就象猩猩堆里的猴子那么显眼。由于我们是物理系学生，第一学期的《普通物理》课程就显得非常重要。系副主任给我们上课，他长得象叶利钦，口若悬河，板书极快。象在高中上物理课那样，我常在“叶利钦”刚写完题目时就报出答案。开头几次，“叶利钦”满脸疑狐地扫视我们，好像是要抓住拔掉他自行车气门芯的那个捣蛋鬼。后来他在第一排发现了我，我俩乐得裂了嘴。课间候息时，“叶利钦”常坐在我旁边，乘他给同学们答疑时，我就用笔拔弄他硕大无比的手指，在他指甲上涂点什么。

在第一学年，我就象乱草丛中的野花那样脱颖而出，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怀。就在我光荣到感觉屁股都能绽放光彩的时候，发现了令我胆战心惊的学习缺陷——不会做实验。一进实验室，我就束手无策，浑身发抖。我相信大一的学生都有虚荣心，为了维护“最聪明”这个荣耀，我完全可以掩盖、躲避甚至偷偷地弥补实验能力的不足。

我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为了对抗虚荣的引诱，我夸张其辞地把“缺陷”告诉每一个我认识的人，让我没有机会欺骗自己。

聪明的人并不见得都有智慧，他可能缺乏“真实”这种品质。虽然我是在硕士毕业的时候才立下誓言——“做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但我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做到了“真实”，我必定一生保持。

我草草地并且稀里糊涂地在13岁时从初中毕业，无处可去。这下我发慌了，开始渴望学习。我灰溜溜地离开山区，可怜巴巴地到一个比较好的乡下中学重读初三。我勤快得早晨4:30就起来读英语，脑袋似乎也被吓开窍了，“数理化”学得很好，并且生平第一次在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当我再一次从初中毕业时，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黄岩中学读高中。

黄岩中学分农村班与城市班，我当然是农民阶级。“阶级区别与歧视”对我是相当有促进作用的。我连任了几年的卫生委员，星期六和星期天同学们习惯地把活留给我，我这小官当得有滋有味。《物理》学得极好，有一种直觉帮我快速准确地解题，常常是老师刚把题目写完我就报出答案来。上物理课时我没法讲废话，因为我一开口就是标准答案。

可惜我的文科成绩极差。那时期盛传“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年少不懂事，糟踏了学文科的好时光。我写作文的最高目标就是不逃题，考试前我总是反复祈祷：我没干过坏事，保佑我作文不逃题吧！历史考试时填写“任课老师某年某月某日在我家乡英勇就义”，比谁的成绩更接近零分。更让我沮丧的是，这些行径都不是我发明的，我顶多是个跟屁虫而已，一点回忆时的自豪感都没有。

我现在认为文科教育实质是素质教育，如果素质不高，男孩再聪明也难以成大器，当然也难以吸引好女孩。

高考时我语文得了54分（是班里的中上水平），总分只比重点线高十几分。我不敢报考好地方，只好选择内地。选来选去只觉得西安与成都两个城市还不错，我拿把尺子在地图上一量，发现我家乡离西安的直线距离较短，于是就选了西安。老师们只听说过西安交通大学比较有名气，但谁也不了解。我以为在西安交通大学是学习开火车、开轮船的，尽管我也很渴望能开车开船，但考虑到自己的身材单小，就忍痛割爱了。我觉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名字很好听，符合我做科学家的梦想，于是就报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技术物理系。

上帝精神拌擞地从厕所回来，发现我已经上大学。也许他原先是把我安排在清华或者北大的，但事已至此，干脆也就撒手不管了。他这一偷懒反而是好事，我在读大学的十年中自由发展，成了卓而不群的学生。

刚进西电，首先吸引我的是麻雀和馍。那麻雀滚圆滚圆的，简直是会飞的肉弹。它们不怕人，成堆聚集吵闹，常让我误以为是没有教养的一群鸡。那馍又白又大，既不放盐也不放糖，既不象馒头也不象包子。馍凉了后贼硬，据说有同学被楼上扔下的半块馍砸中脑袋，当场长出一个“肉包子”。最好笑的是人们把“馍夹肉”叫成“肉夹馍”，那东西实在好吃。

西电原是军校，作风严谨，校园并不华丽，生活有些单调。尽管我来自山清水秀的地方，可我的确喜欢西电的粗犷与憨厚。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新生写的很肉麻的赞美西电的大字报，有一句是“我踏上了东去的列车”，我不禁笑掉牙。这一笑意味着“大个子欺负小个子”历史的结束，“小个子欺负大个子”新纪元的开始。

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刚好碰上美国打伊拉克（“沙漠风暴”行动）。那时全国都在谈电子战，我们全校都是研究电子的，而且以军事应用为主。在那种气氛里，同学们都有很强的使命感，并且被鼓动得信心十足。

一日，系主任视察早读，偏偏有同学迟到。系主任喝问：“你为什么迟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