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5章（第1 /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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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腆的水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

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荣寿公主在宫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慈禧太后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宠爱，加上她知礼识大体而得到的重视，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怜，再因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觉愧歉。这爱、重、怜、歉四个字加起来，竟奇怪地起了畏惮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礼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颜色花样过于鲜艳，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总要叮嘱左右：“可别让大格格知道，让她说我两句，我可受不了。”

当然，这也因为荣寿公主凡有进谏，第一是一定有驳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讽而婉，暗中点到，从不伤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着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她虽义不容辞地一肩承担了下来，却不敢操切从事，只是默默盘算，耐心地在等机会。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