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第1 / 2页）

经国本想六日这天，搭机回台北，看看究竟。“怕民众误会”而“迟迟未做决定。”

“饭后，蒋主任说：‘咱们到街上去望望’！我听不懂，他笑了说：‘这是我们家乡话，望望就是看看。’

一走出专员公署，门外已站满了老少民众，纷纷向蒋主任拉手，一位老婆婆说：‘主任啊，你来了我们安心啦，总统老人家好吧？”

另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拉着他的孙儿，挤到蒋主任身边说：‘主任带我们去台湾吧，我们都决定跟蒋总统走，我们不要共产党！’

我们再往前走，灯影凄迷中的山路上，人们更多了，突然有人喊：‘蒋总统万岁，蒋主任万岁！’又有人大声叫：’蒋主任把我带到台湾吧！我们东西都捆好了！’

我们往路旁的房子里看，可不是，家家户户都捆好了行李，人们都准备随时上船，他们连床铺都拆了。

大陈岛驻有美军顾问，整个战斗过程中，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人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中共的情报，当然不会茫然无知，这一仗含有向华盛顿亮一手的意思—解放军照样能打三军协同战役，请看看北京的实力！

一江失陷，蒋先生头脑才清醒过来，即使是“我的朋友杜勒斯”，依旧美国利益至上，蒋先生的计划再宏远，只是华府五角大楼的从属，美方不愿意介入援助，与其说是军事的理由，毋宁说是政治的考虑。几乎没有人相信，蒋先生能打回去的神话，站在华盛顿的立场，纵使国军能确保这些岛屿，除了东方人传统的面子问题，并无丝毫实质上的意义。美方抓着这个机会，正好逼蒋，自大陈撤退。

蒋先生顽固如昔，对美国的劝告，开始严拒。但事实摆在眼前，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同样命运，一江距大陈一万一千尺，解放军的一O五榴弹炮，射程控制整个上大陈，连飞机都要在下大陈海湾降落，始免击落的危险。最后，蒋先生只好接受第七舰队司令蒲立德的建议，同意主动撤兵。

经国于一江失陷不久，来到大陈，他的任务，分两个阶段。“金刚计划”拟订前，设法稳定士气，决定撤退的行动开始，则为安定民心。

大陈本岛的民众，约一万四千四百一十六人，沈之岳专员于一月二十六日发布公告，要求民众疏散，“以策安全”，且规定“自二月二日止，至各该县政府登记，以便准备交通工具。”布告说得非常模糊，益增人心的慌乱；“疏散”的理由，是说“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为“确军生命”所作的措施。

看了这种情形，一向刚强的杨帝泽擦着眼睛说：‘我眼泪忍不住了。’”[11]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信用早已扫地，“不论日夜，都有民众守望在蒋先生住地附近，只要蒋先生一露面，民众就会大声向后面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啊！’”，说明了对这位“风雨中宁静”的蒋主任，并没有什么信心。

经国和杨帝泽下塌于渔师庙，二月四日，放了空袭警报，晚间，一江火光四射，台湾飞来的空军，实施夜袭。独坐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沉痛地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12]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可知道他心里实在也很着急”，“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13]

二月五日，经国收到一位宪兵的短柬：“你是我们的朋友，更是我们的导师，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14]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与军民共甘苦，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治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

准备交通工具去哪里呢？据当时在现场目击的《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说：

“……极少数人因年纪大，身体病，走不了，他们仍在观望。决定走的人，不敢住在家，都捆好行李搬到小村里借住。又是乱世人心浮动，大陈这么多民众，政府能有这么多船只吗？尤其在此慌乱之时，共匪打来怎么办？”[9]

“他（经国）一人的到来，等于增兵十万，人们嘴里不说，心都明白，蒋总统如无把握不会让自己的儿子来送死啊！”[10]

和经国同行的，尚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中校，第七舰队帮忙，中共休战，自谈不上危险。但大陈的百姓们，怎知道其中的内幕呢？群众本来就是盲目的，既谈不上政治认识，对中共的恐惧，也都是受的宣传蛊惑。

所以，经国走到街上，出现刘毅夫所描述的镜头，说他是“大陈生命的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