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第1 / 2页）

“我们又去了金门，陪伴我们去的是蒋经国。这也是我个人与他六次接触中的一次。清晨八时二十分模样，空军运输机沿着台湾西海岸飞，窗外是蓝天与海水，他看着我们大家在试穿紧急救生衣，也帮助说明如何将救生衣充气，如何抛发黄色药粉。他对来往离岛之间（他来往离岛次数远超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不过他的行动报纸上从未刊载而已），以及各离岛的军事部署等等太熟悉了，一路上他在做我们的向导。

飞机飞到与金门之间最短距离时，低降到距离海面仅五百英尺高度，笔直飞渡海峡。

做了行政院长以后，经国的足迹，遍及台湾全岛，而且不时出现。看起来，他好象典型的美国政客，想竟选什么？心血来潮，到田边和农夫话家常，到乡下的摊子上，叫一碗面果果腹充饥，报纸的吹捧，不在话下。这类故事，举不胜举。

亲民的动机，随各人不同的观点，会做出种种不同的结论来，恶意的批评，说他搞愚民运动；善意的赞扬，说他亲民爱民，求治心切。

照我们局外人看，经国愿意和老百姓多接近，总难说是件坏事，既可开辟官民沟通意见的渠道，复可遏阻下级官员贪赃枉法之风。再说，江西时代，经国做专员的时候，已经建立此一风气，今天不过昨天的延续而已，并非突然心血来潮。

群众运动，得自苏联，他的辩才无碍，未尝不是“孙大”的培训之功。卜少夫说：‘他是很好的演说家，富煽动力，主要的在声调与措辞中渗透着浓厚的感情，所以他的讲话很能操纵听众的喜怒哀乐。”

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作者是他的弟子，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次听他训话的机会，我们的感觉，和卜的观察，不谋而合，蒋先生语无伦次，经国口若悬河，父子两人，差别真大。

“政治部”、“救国团”、“特务机构”是他三个宠儿，所招引的批评责难也最多，和吴国祯、孙立人的冲突，即以此为导火线。究竟这些组织，是否为反共必需的手段？在当时争论不已，即使到今天，仍无众所一致的定论。

唯一能争取别人同情之处，是病急投医，求生存的手段。其次，是传统思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国粹后遗。

承认与否，在别人眼里，经国是位独裁者，那本从苏联携回的笔记簿，一直使他受用不尽。但是，大家当同意，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哈里曼语），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Dictatorwithheart)，倒行逆施的事，雅不为也。他随时在关心国计民生，兢兢业业。

苏联学回来的东西，并非一无可取。以接近群众而言，不仅别的国民党官员办不到，即使处处打着“人民”招牌的苏共，也早成历史的陈迹。

他比国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众运动的道理，一九四八年，上海经济管制，他的确作了一次大胆地尝试，“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的成立，他寄予极大的希望，也惟有在他的推动下，才能组织起来。后来，虽然失败，乃大势所趋，非战之罪也。

经国对人热情亲切，只是他冷酷的外型，容易制造别人的错觉，这里有个故事。

“当时我下榻圆山招待所，一天下午，我在草地上散步，王新衡兄陪他来看我，这是我第一次与他晤面。

当我们坐在草地上闲谈时，他远远看见薛伯陵将军从屋子里面出来踏下石级，预备上汽车外出，便连忙迎上去，替他开车门，薛一见到了他，就打算不出去了[奇Qisuu.ｃom书]，邀他里面坐，他大概是说不耽搁薛的约会，改天再来拜访吧。薛仍按照原定计划外出，他恭敬地送薛上了车，关好车门，直直地伫立着，直等薛车出了大门，才回头走向我们。

他那种诚笃谦逊视薛为父辈之恭敬态度，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2]

金门之行，这位《新闻天地》的负责人，提供另一个切身的经验。

关于他平易的故事，可以编著成书。一九五五年，一位记者，曾写下他自己的经历。

马丁代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常驻中国。江西时代和经国初识，到台湾，再次相逢。他这样写着：

“他几乎没有半点，我们在亚洲所常见的权力象征或排场，他自己开车，不用保镖。他叫他的司机‘马林可夫’，因为，很象那个俄国人的故事。

有一次，他的车子沿海滨公路疾驶，遇到几位候车的军官。经国把他们带回台北，每人收二十元台币的车资。其中，居然没有人知道他是谁。”[1]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马丁和他相处四天，最后一天，经国请他吃饭，除了译员在场，再没有他人，吃完自己付帐，和普通的客人一样，来去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