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第1 / 5页）

利，在国内受到许许多多被奴役民族的威胁，因此拼命要把意大利和德意志

以平息下去的。虽然如此，从民族的觉醒中可以预见到，一旦皇帝去位，他

所建立的大陆体系势将随之解体。

至于社会的不满，它们部分地是彼此矛盾的，以致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已

经现代化的那些国度里，全民族的联合行动障碍重重。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何

以君主与贵族的联盟对民族运动的态度极不明朗，并且在他们取得胜利以后

各民族的反抗给拿破仑造成了许多困难：提罗耳的起义惊扰了他，西班

牙的起义削弱了他。但是只要他的军队保持完整，这些都不是致命的威胁：

在没有得悉他从俄罗斯败退以前，普鲁士居民是不敢动弹的，而且即使在拿

破仑大败退的过程中，别的民族也没有效法普鲁士人。同时还应该注意到：

虽然法国统治所激起的不满无可争辩地促成民族个性的发展，但是纯洁而无

转而反对民族运动。在1812年春季，亚历山大已经摆出各被压迫民族的保护

者的架势，而从1813年到1815年，沙皇本人和他的盟友一再发出空洞的诺

言。但是，除去他们不愿因此打乱他们协调分配领土的计划以外，他们还认

为，不言而喻，他们的权力决不能稍有削减，他们发动起来反对法国的农民

和资产阶级应象从前一样忍受贵族骑在他们头上。顽固地维护旧制度的奥地

私的民族主义感情只不过激励了一些少数民族，而且同人民的苦难与各阶级

利益所受的损害比较之下，只居于次要地位。提罗耳的例子突出地证实了这

一点：提罗耳起义的矛头是指向巴伐利亚的，而巴伐利亚并没有一丝一毫侵

犯提罗耳的“日耳曼性”。人民的愤慨主要是战争引起的，特别是对俄战争

的准备工作；如果拿破仑打了胜仗，重建了欧洲大陆的和平，这种愤慨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