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1 / 2页）

为了胜利更有保证，我决定到各班再部署一下，返回来再过小桥时，由于天黑，敌人也从另一面摸上了小桥，我们未发现，敌人也未发现我们，我身后的通讯员朱顺国的钢盔被敌人的剌刀碰得“当”的一声，我转过身，小朱的枪就响了，有几个人忙向回跑，一个人倒在桥面上。我伸过头去看，只觉得一股股温温的粘粘的东西喷在脸上。后来得知，倒下来的是敌人公安屯大队长。

我的脑子嗡嗡响，腿也软了，尽管一再告诫自己：记住父亲的话---男子汉马革裹尸最光荣！却同时又禁不住想：我不该来，不该来……

我是本可以不来打这一仗的，因为在步校我的成绩是全优，学校已确定我留校任教，是父亲坚决主张我来参战的。

我的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的老兵，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都打成了叛徒、走资派，母亲被遣送回山西老家，我跟父亲去了干校，到十六岁，我一人跑回昆明，靠在火车站给人家推板车，换得几毛钱买点包谷，再到菜市拣烂菜叶为生。一年多后，父亲请假来昆明找着我，搂着瘦骨伶仃的我好一顿哭。哭够后说，XX军某领导是他过去的老战友，叫我去找找试试。我就是这么当兵的。

所以父亲这回对我说：部队解救了你，我们不能有难时找部队去了，当部队需要时我们溜到了一边，凭部队把你养成这一米八的大个，你也该去！

这时，我母亲已从山西回来，哥哥姐姐都回到父母身边了，一家团圆，日子又像以前红红火火，我也有了个对象，正谈得热烈---我决定上前线后她就吹了。说实在的，我不想回部队，母亲也不断向父亲哭求：我们受的苦够多了，我再不指望别的，只要一家人在起。父亲说，就是为了党没让我们冤死屈死，我们也该献出个儿子来！

拉敏离国境只四公里，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公路垭口，守敌一百四、五十人。敌营房周围有五道工事，有暗堡、交通壕、陷阱与雷区，火力与四周高地相依托。但这些我们事先都侦察得很清楚了。

我连决定趁黑夜偷袭。连长带主力由东南，我带一排先行绕至敌西北侧，合围后发起突然进攻。

战前大家决心很大，到临阵，许多人都有些怕，一个外军区补来的老兵喝出征酒时，举杯大哭：爸、妈，再见不着你们了！有的人摔酒碗：死了算，别最后出个洋相！

我举杯向大家：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来。大家都要想着立功，打胜仗……

当夜出发，大家都比较紧张，说话都打抖。夜像锅底般黑，全排一个跟一个，拉着一根被包绳走，我感到绳子都在抖。看到拉敏敌营房灯光了，突然轰隆一声，敌营房灯火灭了，机枪“哒哒哒”朝我们打过来。原来是连主力在另一方向第一次触雷。后来知道，触雷的是二排战士杨成埃。他一条腿炸断，别人要救他，他说：别来，我背下还压着一颗雷！大家看着他两手抠进地里，血哗哗地流，直到死，他没哼一声。他是贵州德江人。战后我去过他家，他父亲也只一条腿，另一条腿是抗美援朝失去的。母亲卧病在床，家里很苦。老父亲说：为国牺牲，光荣！什么要求没提。

好吧，我就献出来吧！我决定了，连主力不来我也带这个排打进去，能干掉它多少算多少！

敌人猛打了一阵，又出来一个巡逻队，用电筒到处照，乱打一气。我一看明白了，敌人被惊动了，但注意力在响地雷方向，并未察觉我们已经到它侧后的这个排，我再次命令：第一枪只能由我打响！

敌人来到了横跨水沟的桥上，我们就卧在桥脚下，我很紧张，枪口是紧紧跟着敌人电筒光的，准备在这支巡逻队发现我们时立刻将它报销。但决不先打，因为枪响后再接近营房就不易了。

我身边的新战士赵启新，长了一身脓疮，臭水一泡，他总是不停地扭动抠挠。我对他说：别动了！他再没动，敌人子弹打在他身边，他还是没动。二班长一直咳嗽，咳起来翻肠倒肚，我最担心是他。后来他告诉我，他把一整条手巾---每人都在右臂上绑一条白毛巾，全塞进了嘴里，让它紧紧地抵进了喉咙。

敌人在桥上停了停，说了什么，返回去了，我紧张的心一下松活了。

敌人打了一阵枪后，有一队十来人向我们巡逻过来，提着马灯，打着手电，边走边打了几个点射。我命令就地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大家都在一条水沟里，尽量把头朝沟边水里拱，水冷，加上高度紧张，一个个牙床都打“晃晃”。

幸好敌人走到离我们十几公尺处，无所发现，返回去了。我们又接着向前摸进。

摸着摸着，眼前突然一亮，旋即听到敌人发出一阵欢叫，我才看清，我们已摸到敌人窗前。当时我的心都“拧”了，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才亮灯欢叫。过了一会，我高兴了，原来敌人在打闹：在跳舞。

我叫大家往后退了几步，又调整了一下各班位置，等主力一到位，我们就猛烈开火。

等了几分钟，主力方向又是轰隆一声，他们又触雷了。我们面前敌营房灯火骤地熄灭，各种枪都响了，还有吹哨声、喊喝声、跑步声，我想，敌人全部就位了，连主力到不了，这一百多敌人只有我们一个排对付了，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