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第1 / 5页）

换到圆明园公交站点，卖了两天，销量还是上不去。

一位也在领报的发行员，是个人高马大的女同志，见我个矮背驼的残疾样，诧异地问：

哟，您身体这么单薄，能吃得消吗？

试试看吧。我笑着回答。

我驮着40份《北京晨报》，骑了半个小时，到了我预先看好的一个地点——紧邻圆明园的福缘门村路口的一个公交站点。

这个站点当时的站名是“北京大学”，其实离北大西门还有一站地，所以后来改为“颐和园路东口”。

这一事件，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美国人的悲哀，因为它激起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仇恨。

一时间，报纸火得不行。

一天，吕清来找我，说他的两个小老乡批了不少报纸，怕卖不完，叫我去帮忙卖一下。

我帮着卖了一个下午，竟然卖了好几十份。

吕清的老乡只拿了批发报纸的本钱，把我的卖报所得硬塞给了我。

当时，我还不知道，沿着福缘门路口进去，里面那个人口混杂的村落——福缘门村，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名扬中外的“圆明园艺术村”。

而我更没想到，以后我竟会和这个小村庄结下不解之缘。

在这块“地盘”卖了三天还是四天吧，效果并不理想，有时能卖完，有时卖不完，有一天还剩下了10几份。

40份报纸、进行3角5一份，卖5角一份，40份全部卖完能赚6元钱，卖不完则可能只赚一两块钱甚至亏本。

为了寻找好的地点，我不断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我也就这样帮着他们卖了几天，每天都能挣上个十块八块的。

后来，随着“使馆被炸”事件的渐趋平息，报纸的销量也大为下降，吕清的两个老乡停止了卖报。

这却给了我启发：我为什么不靠卖报活下去呢？

我找到《北京晨报》海淀区学院路发行站，成了一名发行员。

第二天早晨5点，我就起床，骑上自行车，到发行站领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