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第1 / 2页）

董秋斯高兴地说：“这个办法真绝，无论敌人用什么手段也查不出证据。”他们对张文秋的记忆力更是赞叹不已。

由于范宗义的出现，张文秋不敢贸然住在董秋斯夫妇的家中，怕给他们带来麻烦。于是，她便在皇后大道附近选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旅馆主人是位上了年纪的广东老太太，人很好。

第二天，张文秋从董秋斯家取回组织上需要的情报，向旅馆走去。

张文秋虽然认出他是以前的同志，但因不摸底细，再者自参加国际情报工作后，她必须中断与以前同志的来往。所以，这次被熟人认出她感到非常棘手。

范宗义恳切地说：“秋萍，我跟组织失去了联络。过去的同志死的死，走的走，如今，我能碰到你，我死活也得让你帮我找到党组织。”

张文秋没有答话，只是冷静地观察他。只见他穿了一件格子西服，一双黑皮鞋，梳着分头，显然生活过得很富裕的样子。

张文秋急于摆脱他的纠缠，小声说：“这样，今天晚上你到莱达旅馆找我。我有事，先行一步。”

范宗义欢天喜地地点头道：“好，咱们不见不散。”

一百年来，五口通商以后，我国沿海、沿江、甚至连大运河的客运、货运多被英国的“怡和”（在香港称为“渣甸”）、“太古”两家公司包办了。后起直追的日本人虽然办了“日清”公司，怎么也追不上大英帝国，只在大运河里穿梭。至于本国“招商局”的船能作沿海航行的为数极少，而且乘客多为散兵游勇、落魄军官，或者吞云吐雾的瘾君子，稍有身份的所谓政治家、资本家、革命家甚至歹徒都是不愿乘坐的，其陈设恶劣，不够舒适倒在其次，首要的是一个“治外法权”问题。踏上帝国主义的船只，只要有钱，就可以无所不为。但这个特点有时也能为真正的革命者提供掩蔽所。

张文秋身穿质地考究的旗袍，外罩披肩，拎着一只款式新颖的小皮箱，从容地登上“皇后号”客轮。白衣侍者见是位中国的阔太太，马上笑脸相迎，接过皮箱，将张文秋引至左舷的一间客房里。张文秋顺手将几张钞票塞到侍者手中，吩咐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她。侍者连连鞠躬答应，送上咖啡茶点，转身退出客房。

轮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终于到了香港。

下船后，张文秋顾不上休息，立即乘坐电车向皇后大道驶去。在那里有她分别了近一年的战友董秋斯、蔡步虚夫妇，也就是这次的接头人。

董秋斯和蔡步虚夫妇都是上海文化界颇有造诣的翻译家。他们两位都是方文的同学，与史沫特莱有着很深的交谊。就是史沫特莱介绍他们与佐尔格相识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考查，佐尔格认为他们可以信任，便把二人吸纳进小组，派到香港建立华南情报站。因为蔡步虚的家庭在香港和广州一带很有社会地位，对她开展社会活动很有利。尽管张文秋早就和他们夫妇相熟，并且还托他们照顾过幼小的女儿思齐，但是，由于组织纪律上的要求，他们还从没在一起交流过情报活动。

张文秋和范宗义分手后，为防他跟踪，特意绕了几个圈才到皇后大道28号。

张文秋和董秋斯、蔡步虚夫妇见面后，几个人都异常高兴。问寒问暖之余，免不了又谈起小思齐。

闲聊了一会儿，董秋斯说：“请把佐尔格同志的指示拿出来吧。”

张文秋笑了。“拿出来，怎么拿出来？我一张纸一个字都没带。”见他们夫妇二人惊疑的样子，张文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为了绝对保密，佐尔格同志让我把指示藏在这里，奇-書∧網用口头向你们传达。现在请你们仔细听好……”

说着，她一字一句地向董秋斯反复传达了两遍，又检查了对方的笔录，准确无误后才轻松地笑道：“好，我的任务基本完成了！”

张文秋在皇后大道附近下了车，直奔董蔡二人的居住地点——皇后大道28号。当时行人很多，张文秋正在匆匆赶路，忽然人丛中冒出一个人，高声叫唤：“秋萍，秋萍！”张文秋闻听一惊：这是她刚参加革命时用过的化名，此人八成是她的熟人。

眨眼间那人已来到她的面前。张文秋马上镇静下来，定睛一看，竟是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同事。此人叫范宗义，曾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过。张文秋因和他分别近三年，不知底细，所以没有立即相认。

张文秋冷静地问：“先生，你在叫我吗？”

范宗义激动地说：“秋萍，可不是在叫你吗？自从武汉一别三年有余，我跟组织失去……”

张文秋见状，知道不好脱身，急忙将他拉到一条巷子口处，说：“我们是有三年不见了，今天我还有事，改日再说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