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第1 / 2页）

《东方曙光报》还报道说，1903年夏，在斯大林被捕后，母亲到库塔伊西省监狱去看望他。该报肯定地说，在革命年代里，她是受欺压的。①在苏维埃时代，只是在1922年她才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后一次同“亲爱的”母亲见面是1935年在梯弗利斯。埋葬她时总书记没有回去。

①《东方曙光报》1937年6月5—6日。

索索对父亲（事实上是对继父）感到极其厌恶，这种厌恶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仇恨。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这个酒鬼和好吵闹的人，儿子稍微有点过错就残酷地进行毒打。有时候连母亲也遭到毒打。在全城吵架吵得最凶的住户中，维萨里昂家的名声特别坏。索索看到，母亲每天夜里都在缝纫机上干活，因为她挣来的钱大部分都被父亲喝酒花掉了。这个孩子很早就产生了报仇心理，这种报复心逐渐地变成了未来领袖的一个性格特点。父亲无缘无故的残酷行为和殴打使儿子对周围一切都抱着冷酷无情和仇恨的态度。索索从童年时代起，实现复仇的打算就成了他的目的，到后来，他的种种计划和行为都服从于这个目的。

后来，随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高升，围绕着他的经历便产生了许多奇谈。其中的一个奇谈是总书记对自己的童年编造的。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曾听到过关于索索在哥里生活时的一些详情细节，于是这位作家于1931年访问莫斯科时，在同总书记的谈话中便涉及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斯大林回答他说，父母待他很不坏。①

——译者注

斯大林达到权力的项峰后，把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大儿子带到了莫斯科，让他在克里姆林宫警备司令部工作，他官至中将。死时以隆重的仪式埋葬在哥里。叶格纳塔什维利的小儿子叫瓦索，他先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共产党员报》编辑，后来是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秘书。他是斯大林的最可靠的情报员之一。

斯大林毕生都背着他那个不光彩的家谱的包袱。192７年时，有一次他来到了梯弗利斯，在车站上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便激动地叫道：“你也在这里呀，老……？！”当时立即给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派去了两名受信任的女共产党员，委托她们来照顾总书记的母亲。其中的一个叫采齐利娅，她后来回忆到了这件事。她们三人乘车来到城外领袖的官邸。此处距梯弗利斯有几公里，官邸座落在山上，在这里比较容易经受夏天的炎热。稍高处，在曼格利斯，那里办了一些训练班，时值夏季，党的积极分子们正在训练班里学习。

斯大林那座科德若里的别墅相当宽敞。战友们居住在与他的办公室紧连着的一个大房间里。那一天，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菲力浦·马哈拉泽也在那里。科巴见到自己的母亲后，决定对马哈拉泽开一开玩笑，便说：“菲力浦，你怎么还让……这位老……？”马哈拉泽唾了一下，把椅子推倒在地，走出了办公室。在供居住的那个大房间里，这时也挤满了客人，他十分放纵地对大家说：“总书记算什么？他只不过是一个粗暴的金托。”①但是，这个快活的金托，在格鲁吉亚笑话中和独幕轻松喜剧中经常出现的主角，这个爱开玩笑的人和好淘气的人，与科巴相比，却是一个安琪儿……

①“金托”是格鲁吉亚语，意思是街头英雄、碎嘴子、无赖汉和进行最卑鄙的阴谋的人。早在1923年时，格鲁吉亚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就给斯大林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译者注。

在20年代初，有一次在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的家里，有一位哲学家扬·埃·斯泰恩，总书记把他向母亲介绍时，说：“扬·埃内斯托维奇①，她应当先配一个好丈夫，是吧？”②

①杨·埃内斯托维奇是斯泰恩的名和父名。——译者注

②瓦列里娅·利沃夫娜·斯泰恩的证词。

斯大林从不放过一个机会来公开侮辱自己的母亲。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关于斯大林对父母的眷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各家报纸也广为宣扬对这个家庭所虚构的奇谈，说什么父母对斯大林充满了爱，尽心竭力地关怀他的教育。而斯大林同志本人“总是对自己的母亲体贴入微，经常对她表现出儿子的温暖与关怀。”

叶＃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于1937年夏季去世，终年82岁。在悼词里是这样说的：9岁前她住在农村，早年丧父，生活贫困。1864年在农奴制废除后，她同母亲迁居于哥里。10年之后，她嫁给了阿杰利法诺夫鞋厂一的工人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约瑟夫是她的第三个儿子（前两个儿子米哈伊尔和格奥尔吉皆夭折）。由于缺食少衣，母亲便在白天给一些业主干活。1888年，她把9岁的儿子送进哥里宗教学校学习，6年之后，她克服很大困难又把儿子送进梯弗利斯宗教学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