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第1 / 1页）

科学真的没有国界，科学家彼此之间并不保密。甚至在苏联，1939年A.I.布罗德斯基也能发表论文谈分离铀同位素的问题。他有两位同行还在莫斯科地下铁道换气竖井里进行过裂变试脸。（克里姆林宫后来下令停止实验，理由是没有实用价值。）甚至在国家安全概念进入这个领域时，科学研究者也泰然无所顾虑。他们说的行话，外人谁也不懂。说真的，就是他们的同行当中，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裂变的这种新的意义。博尔在离开丹麦之前，就想到德军可能入侵这个小国，担心自己珍藏的重水（在重水里，氢的原子量是二，最宜于用以减低中子的运动速度）。可是纳粹党有多少人听说过重水呢？真是寥寥可数，所以问题不难解决：他把重水灌进一个大啤酒瓶，放进家里的冰箱，以后丹麦沦陷五年，重水居然保存得好好的。

最讲学术自由的国家大概是美国了。而原子武器竞赛的最初几着正是在美国公开进行的，但公众却漠不关心。迈特纳和弗里希二人的电报是用明码拍发的。科学情报也要用密码发电，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笑话。同样，用以证实他们二人的结果的另一次试验也是因陋就简的：1月25日，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留下地方，请弗尔米来做顾问，再动手安排铀元素试验，装上一个示波器来测定能量，而后按一下电钮，就开始了。结果，指针准确地记录下二亿伏特，同上次试验真是分毫不差。为了讨论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大家跟着就到百老汇大街和119街路口的哥伦比亚大学普频物理实验室301号讲演厅去。连门也没关，更不用说上锁了。街上行人谁都可以走进去听听核科学界的最新发展——当然科学家的行话，黑板上那些图形、表格、公式，以及信笔写下的片言只语，他要懂得才行。

甚至在华盛顿开讨论会也可以自由参加。那年春天，美国物理学会开会，弗尔米和博尔都参加了，博尔还上讲台报告了他们的工作成果。他直截了当地说，用在慢速中子轰击下的一小块铀235装置的炮弹，就能把哥伦比亚特区大部分炸乎。他一边做报告，代表们一边就在大厅里进进出出，给本校打长途电话。有个年轻的美国人叫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物理学家（1904－1967年），后来任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1943－1945年），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译者】也一边拿个黄色本子拚命涂写着，粗略地计算产生连锁反应的铀临界质量是多少。《纽约时报》某记者当时在场采访，可是他本人以及该报编辑都没有完全掌握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意义。不过《时报》还是刊登了有关铀裂变试验成就的一则简讯。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博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发，他一读到这段新闻，就从理发椅一跃而起，把理发罩布裹住身体，飞步跑到放射实验室告诉别人。

除了该不该搞核爆炸的道义问题之外——甚至当时也已经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答。不久就发现铀非但是稀有元素，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点六是铀238，稳定而不易裂变。要裂变，就得从大量的铀238中分离出铀235，并且把它提纯，提到美国人当时还没见过的高纯度。制造炸弹先要有个设计，这份工作后来交到名叫克劳斯·富克斯【1911年出生于德国，因反对纳粹觉逃往英国，先后在英美两国研究原子能，1950年英国说他是苏联间谍，判处十四年徒刑。】的德国难民手里，他的政治见解颇为耐人寻味。尤其重要的是，从理论物理研究发展到实际装置，所费不赀，私人谁也负担不起。既然所需不下几十亿元，全国又只有总统一人能掌握这么大的物力，也许他们原本也是要去见见罗斯福的。那时反对制造原子弹的道义观念还不强，而科学探讨的好奇心极盛。可是争论也没有意义，因为有个论据早已压倒了一切：科学家们绝对相信，希特勒正在制造原子弹，而且有种种根据证明已经远远走在前面。

纳粹党当然明白核裂变这回事，哈恩那篇登在《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早已告诉他们了。1939年初，两个德国物理学家来到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说有可能制造“铀机”。4月，德国六个最出色的原子科学家在柏林开了两次会，同意从事制造并且保守秘密。后来反纳粹的物理学家S.弗吕格博士听到这事的详情，他没有受到保密的约束，认为世界科学界应该知道德国正在干些什么，于是便在《自然科学》杂志1939年7月号发表了关于铀连锁反应的详细报告，然后通俗扼要地告诉了《德国新闻通报》的访员（这是一家保守派报纸，戈培尔当时还没有禁止发行）。结果自然是两份报刊都通过苏黎世传到国外。文内材料很难懂，一般纳粹党员跟普通美国人一样看不明白，所以检查员也就无从扣压。可是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仍然摸不清底细。他们觉得弗吕格所揭示的不过是冰山的尖顶。而如果尖顶已经那么大，整个世界的麻烦可就严重了。1939年夏季，又听到了一件惊人的事：忽然间，德国未加任何解释，就禁止铀矿从捷克运出，并且下令封锁一切有关铀的新闻。既然向来铀的用途只限于制造陶瓷和用于夜光钟表面盘，禁令的原因就不言自明。菩提树下大街六十九号那些先生们已经动手干起来了。果然，他们确实在干，而且他们既然是德国人，自然要把所干的弄得堂而皇之，于是消息也就又从苏黎世传了出来。这个工程叫做“U工程”，由上级指派铀学会某些会员指导进行，对柏林陆军武器部负责。

这个坏消息必须告诉罗斯福，可是怎么告诉他呢？美国境内懂得裂变的核物理学家大多数是新来的外国移民，他们没有掌权的朋友，有的连英语也不大会讲。西拉德和特勒到华盛顿去过，可是遭到了白眼。甚至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弗尔米也受到冷遇。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忙于采购常规武器，没有工夫来过问新玩艺儿。国务院觉得无须着急。档案里明明说，铀是稀有而用处不大的元素，产地有几处，包括捷克和比利时。欧洲的安静日子不多了，各国军队已在动员，危机一触即发，那些头发象乱草，说话象叫花子、口口声声说要分裂原子的怪人，外事人员哪有工夫去应付他们呢？

可是有个乱发蓬蓬的科学家——要说不修边幅，他才是最不修边幅的——人家可不能不睬，这就是艾伯特·爱因斯坦。他是名震一时的人物，只因他头发长，所以“长头发”在美国话里就成为代表科学家的新词。7月间，也就是华盛顿的官僚最后拒绝了弗尔米的建议之后，爱因斯坦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到长岛休假。可是他一接到西拉德和尤金·威格纳的电话，说一定要见他，就答应会面。不过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以为，甚至连爱因斯坦也可能见不到总统，还是凭他跟比利时王太后的交情，把坏消息告诉比利时更实际些吧。不过首先要在长岛找到爱因斯坦，这也不易。他们在盛夏冒暑出发，手里只拿着从电话中得来的地址，这个地址听来好象是“帕乔格”，实际上却是“贝康尼克”。就是到了贝康尼克，他们还是心中无数。西拉德说他们应该住回走，到家里想想清楚再说，可是这时忽然有个小孩自愿领他们去找爱因斯坦的住所。

爱因斯坦拖着拖鞋出来，请他们进书房。据西拉德说，“铀可能产生连锁反应，这一点连爱因斯坦也没想到。可是我一开始讲，他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马上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必要时情愿“伸出脖子冒个险”。他们劝他写信给王太后向比利时提出警告，——要是果真那样办，整个战争的结局会大不相同，因为下一年春天希特勒就占领了布鲁塞尔。可是他们不懂外交礼仪，因此在告辞回去之后，先弄个副本送国务院，看有没有意见，正本留待两周后再送出。不过几天之内，他们又跟朋友谈起，提出了新的主意。《德国经济学家》前任编者古斯塔大·斯托尔普认识亚历山大·萨克斯，此人是金融家，又是罗斯福的顾问。为什么不直接向白宫提出呢？萨克斯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于是8月2日西拉德和特勒二人又到长岛去，请爱因斯坦用德语口授给总统的信，由特勒译成英语。信里提到德国禁运铀矿和柏林制造炸弹这两件事。最主要的那一段说明了核子连锁反应可能有的深远意义：“……力量极大的新型炸弹就可以创造出来。这样的炸弹，只要用一只小船载到港口把它爆炸，整个海港连同附近的地区就很可能全部摧毁。”

10月11日，萨克斯把信交给罗斯福，亲自念给他听，免得夹在别的文件里搞丢了。可是这样做不得其法。信写得太长，罗斯福听得不耐烦了，最后说，此时政府干预，未免为时过早。萨克斯要求第二天吃早餐时见面再谈，罗斯福点头。萨克斯一整晚睡不着，两次三番从卡尔顿饭店出来，走过两条街到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纹尽脑汁，想用个生动的方式把问题摆出来。于是他便在早餐时对罗斯福谈起一段历史：罗伯特·富尔顿【美国发明家（1765－1815年）。】发明汽船之后，去见拿破仑，拿破仑说他的设计没有实用价值。要是拿破仑采用了他的设计，用汽船运兵打英国，本来是可能获胜的。总统想了一想，便去拿出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