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第1 / 2页）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侍卫总长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人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筒中抽出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

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沿山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噪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关于蒋介石的“处变不惊”、“安详镇定”以及“革命责任心”问题，台湾学者李敖评论说，因为蒋介石有专机，“有了专机，自然方便异乎常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早早的来，晚晚的走，不虑走不成”，其实，蒋介石在离开重庆时还遇到了一些麻烦，蒋经国没有说，一个叫王蒲臣的大特工在悼念毛人凤的文章里透出了一点。他写道：同年（1949年，下同），8月，我奉命由台赴渝主持训练工作，领袖（指蒋介石）和先生（指毛人凤）都在那里策划部署工作，到了12月初（应是11月底），重庆已经非常吃紧了，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有任务的人可以陆续先行撤退，不然，将来会走不了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呢？”他说：“领袖在，我怎能走，你们不要等我，万一时局恶化，到了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个人只有跟随领袖。”情况一天天紧张，重庆的警察已经撤退了，每一条路的车辆，都挤得满满的，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那时，先生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

毛人凤用什么“特种技术”，王蒲臣没有明说，一般认为是使用了坦克或装甲车。不管用了什么，蒋介石逃离重庆肯定遇到了很大困难，以致在路上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加上重庆这个国民党陪都的失守，怎能不使他揪心、痛心？所以，11月30日，当他一到成都，就对张群、刘文辉等人说：“完了，重庆失守，那里己是一片废墟，我们离开那里时，国军正在破坏兵工厂，爆炸的声浪把我住房的玻璃都震碎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蓉，主要是布置川西会战。他多次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陵基等研究作战计划，虽有多种方案，但基本的想法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首先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迟滞解放军的进攻，再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东山再起。为达此目的，他决心稳定军心民心。

首先，他命令中央银行拿出500两黄金稳定成都的金融市场，使市民可以拿已变得一文不值的银元券来兑换一点黄金（据档案记载：最后全市共兑出黄金135两，其余不知装了谁的腰包，蒋介石也上当受骗了）。

其次，他点名把一些带兵打仗的军官的眷属拉去当人质，反而使部队更动荡不安。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事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你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

第三，他命令阎锡山组织“反共救国团”，阎亲任团长，命令黄埔军校招考第24期寅埔生和17期军官训练班。

第四，他要再次检阅黄埔学生，给他们打气鼓劲，谁知这次检阅，又出了一个意外情况。

12月3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检阅台。首先是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升“国旗”。乐声响起，青天白日旗开始向杆头爬去，歌声依依呀呀地唱着，滑轮吱吱呀呀地响着，当那旗就要升到杆顶时，突然，升旗的绳子从中间断了，在杆头的滑轮哗啦啦一阵猛响之后，那旗和半截绳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一时谁也回不过神来，蒋介石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楞楞地盯着地上的旗子。。迷信与“国旗”

蒋介石是很迷信的，或许这同他的一些巧遇有关。下面顺举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