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第1 / 2页）

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少数匪特竟然想出假扮民兵押解俘虏的模样，妄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我围剿军民揭穿，全部被俘。

“泉州安纵队”司令陈令德，在战斗中只身逃跑，而后装扮成化缘和尚“云游”躲避搜捕，直到9月15日，在逃窜路上被我村村设岗、路路放哨的民兵识破而做了阶下囚。

经过我福建晋江地区军民历时半个多月的全力清剿，这两支曾不可一势的匪特武装，除8人从海上逃跑外，全部被歼和被俘。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第五节胡宗南再举“帅”旗蒋介石召见胡宗南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依恃台湾与美国签定的“防务协定”，企图改变战术与我抗衡。

在我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重点地区和岛屿的保卫后，台湾当局自知派遣大部队窜犯占不着便宜，于是决定停止实行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仍然以小股武装的形式窜扰我边防地区为主。

但是，长时期地“小打小闹”，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不改变打法，其最后下场决不会比原来的强。为此，台湾军事当局一改往日以窜犯沿海地区为主的作战形式，把活动舞台由沿海拉到了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移至“山区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台湾当局除继续利用海匪武装打头阵外，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长期工作机构，妄图在美国顾问对匪特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之后，再次掀起“反攻”的“(禁止)”。为了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黄粱美梦，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和北至浙江的象山，中为福建的惠安县、乐清县等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当地军民一举歼灭。

一上岸就挨打，回回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时间长了，敌人也学“聪明”了。他们开始与我军“斗智”。

如1951年9月上旬，在敌占岛——乌丘岛盘踞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

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于是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分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为了统一指挥浙东所有岛屿之敌，蒋介石于1951年9月17日亲自召见了反共老手胡宗南。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的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370余人，在原国民党仙游县警察局督察长、“泉州纵队”陈令德和原国民党德化县县长、“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的率领下，分两股在福建惠安县登陆井于第二天越过福厦公路，打算流窜到戴云山区，在我内陆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准备长期与我军周旋。

陈令德率领的“泉州纵队”和陈伟彬率领的“永安纵队”，均系台湾当局聘请美国军事顾问进行强化训练并给予“全美式”装备的精悍匪特组成。登陆后，“泉州纵队”居然凭借优势火力，一路连续摆脱了我地方民兵的阻击，向着既定目标戴云山进窜。而“永安纵队”更是阴险狡猾，全部伪装成解放军，一路冒充我“剿匪”部队，使一些地方民兵和群众被其诱杀。台湾当局的内窜作战，正中我军“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正当这两股匪特武装做着在戴云山安营扎寨的美梦之时，却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1951年9月6日和7日，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亲临战区，指挥这场围歼战。

“泉州纵队”和“永安纵队”在习义路、东山寨和七丘山、白洋山等地被我军74师、87师和地方武装的23个连队、9个区中队以及几个县的上万名民兵分割包围。9月7日，“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在七丘山的围歼战中被我军战士击毙，其属下只得分散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匪特武装的成员毕竟经过严格挑选和精心训练，其狡猾程度，非一般土匪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