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第1 / 2页）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抗战胜利时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以上的人民；人民军队发展到100万人，并有民兵200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党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gemin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此时的中国，对日战争虽停，但国家陷入内部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停止营运；内河航运全部瘫痪，农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中国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烈化。。千疮百孔的中国不能再内战了，经历8年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不能再内战了。于是爱国各界人士呼吁和平统一中国。

而蒋介石需要的是时间，他需要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需要更多的时间，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往内战前线。于是便有了玩一次和平把戏的念头，一方面愚弄民心，一方面给美国人一个面子。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向延安发去了第一份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等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念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8月20日，又发长电与毛泽东：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禁止）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奉电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毛泽东16日曾复电表示考虑。22日，又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

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他指责美国人既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

包瑞德很吃惊。中国人发脾气就等于是丢了面子，而毛泽东已是怒气冲冲，差不多变得粗鲁起来了。

在重庆，当包瑞德尽职地把发生的事向赫尔利做了汇报后，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我只是可怜的老包瑞德。但是，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赫尔利将军一下子成了赫尔利大使。作为对他这一新身份的假意祝贺，他的部下立刻奉送给他一个新雅号：“将军大使”。

赫尔利撮第一次撮合国共合作的事就这样告终了。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适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赫尔利二次撮合国共合作赫尔利第二次撮合国共合作是次年8月。在中、美、苏英等盟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投降。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如能不经内战而解决中共问题最为理想，因此由赫尔利建议由蒋出面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庆幸抗战的胜利，一方面却忧心重重。他在日本受降之日，写下了这样的感想：呜乎！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消，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

8月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下了三道命令：一、限令共产党军队“应该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再对日伪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国民党政府去“接收”，未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仍何改编。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更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察秋毫。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愉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