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第1 / 2页）

船在神户港检疫十天后终于驶向横滨。到横滨时，艾迪女士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能走动了。伯克心急如焚，急忙联系登岸，乘马拉救护车到横滨总医院抢救。然后，他回到船上接孩子们。他们不能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留下来。

伯克向宋霭龄说明了情况。她必须在秋季开学前赶到梅肯。他不想耽误她。她说愿意一个人走。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教会传教士夫妇，是伯克的朋友。他们同意照料她。就这样定了。伯克带孩子们去医院，日夜守护在艾迪的病榻旁。

宋霭龄不知道，几天以后，艾迪女士挣扎不过来了，于1904年6月30日死在日本。她死时是39岁零1个月。伯克和孩子把她安葬在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正行驶在前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宋霭龄后来痛苦地对伯克说，她尝到了形影相吊之苦，想要去下一层舱里看望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包房时，无意听到从过道传来他们的说话声。“离开这些地方，当然使人宽心。”那个女人说，“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我讨厌透了，但愿我今后能长久不再见到他们。”

宋霭龄急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包房里。

伯克提出他将写信给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杜邦·格利。该校乃是美国第一所特许的女子学院。同万德比尔特、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学院一样，它是南方卫理公会教会学校。与联邦的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并未毁于内战。一场浩劫之后，梅肯市依然是木兰树郁郁葱葱，呈现着一派太平景象。

学院院长格利是伯克的密友。伯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宋查理的背景：他如何在万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在中国的建树，他那些才智出众的孩子，而宋霭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年夏末，伯克收到格利的复信。他对接收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颇感兴趣。过去，这所学校曾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却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格利建议宋霭龄住在他家，直到她适应了环境（或者说学院里的姑娘都适应了她）之后再去上学。当时的入学标准十分灵活，特别是为富人服务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为此格利建议，宋霭龄作为预科生入学。宋查理对如何把宋霭龄送到佐治亚很是着急。伯克打算翌年5月回佐治亚休假，他主动表示愿带她与家人同往。宋霭龄开始计算行期了。冬去春来，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伯克计划搭乘太平洋邮船“高丽号”，于5月28日离沪启航。宋查理为霭龄订了同一艘船的客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为她买了一本护照。这个护照与他1895年持有的作为护身符的护照相同。他自称在澳门出生，因此，宋霭龄按出身算是葡萄牙这块殖民地的公民。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在当时已成惯例，而且花钱不多，宋查理希望至少能够为宋霭龄提供这个起码的名义上的保护。

邮船启程那天，伯克的夫人艾迪的身体不适，患伤寒病初愈，体力还在恢复。他们一行乘小船沿黄浦江直下，到长江深水码头登船。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中，艾迪感到虚弱难支。在“高丽号”上，宋霭龄将与艾迪女士及其幼子约翰同住一个包房。伯克与三个大些的孩子住在隔壁的包房里。

宋家没有合家前往外滩为宋霭龄送行。他们在虹口家中与她道别。只有父亲带她到口岸，一起乘小船去深水码头。“高丽号”邮船的船主是美国人，在美国注册。这是一艘宽敞的班轮，作为西方20世纪初期的智慧的象征，堪称是一座水上宫殿。货舱里装着538箱气味浓烈的黑色鸦片。甲板上载的是刚刚经过严格培训的传教士，在5月蒸人的暑气里，他们紧握着《圣经》，汗流泱背，浑身难受得焦躁不安，目送着宋查理乘小船离去。

宋查理招手致意时，宋霭龄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要过二年后，他们父女才能再次相会。她站在上层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她的头发梳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辫梢上打了一个黑蝴蝶结，头顶上又扎了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她打这两个蝴蝶结，是出于对女性和母亲勉为其难的让步。她穿一身西装，是上海的卫理公会教会的一位女士，J。w。克莱恩夫人为她缝制的。西边的地平线上卷起了风暴。终于，她掏出了手帕。站在一旁的伯克发现她在哭泣。

驶往日本的三天航行，对于客房旅客来说，平安无事，宋霭龄是此类乘客中唯一的东方人。但在船驶抵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的一个中国乘客死亡。医生诊断，他死于急性肺炎。在神户，日本检疫官蜂拥而上，他们对中国乘客的死因提出了不同诊断，在他们看来，那病显然是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这种瘟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彻底消毒，船上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味道奇臭、药力很强的浴汤里浸泡全身，彻底消毒。艾迪女士亦不能例外。

伯克抗议说，他的夫人是病人，正在恢复体力。但与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翌日，和大家一样，艾迪女士穿上衣服，吃力地走到检疫站浴室。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进去。室内，他们发现一个一个木盆盛满消毒药水。他们脱光了身子，坐进了浴盆里，有人用勺子往他们身上浇这种药水。在他们的衣服被消毒时，日本人给他们穿上棉布和服。待回到船上时，艾迪女士发起高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