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第1 / 2页）

孙案的新披露台湾《新新闻》周刊1994年2月9日一期刊登屈山河的文章，题目是《美国一度想在台湾搞政变》，该文原编者按这样指出：从美国中情局与国务院，近来陆续解密的档案中发现，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即已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孙立人事件”于焉上演，留美的孙立人被华府评估为最适合倒蒋者，于是在美国特务、大使、重要官员接触下，孙终于动心了。蒋介石对这一切过程虽了若指掌，但碍于依赖美援的压力下，只好万般忍让，但韩战爆发，使台湾不致落入中共之手，蒋放手一搏，孙立人被幽禁30余年。

该刊称，孙立人事件的关键史实，要被重新改写了！从美国中情局、国务院新近解密的各种机密、机密档案中发现，美国不仅和孙立人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度秘密在台湾推动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的政变，试图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从这些机密文件发现，美国国务院慎重其事地拟订“台湾政变”草案，而且其后于秘密会议中，国务院官员也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不久后，美国国务院拟订一项极机密计划，其中最关键点是：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最后美国付诸实施，派出密使与孙立人接触，也得到正面的回应。如果这一场酝酿中“扶孙除蒋”的政变计划成功实现，则台湾40年来的发展将完全改观。

从这项事实可看出，高魁元的“政治智慧”非比寻常，这也是他未来能获重用的关键所在。

另有报道透露，对孙案发生后，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曾驰电力劝蒋介石须慎重处理外，现隐居士林“梅庄官邸”的宋美龄也曾出力营救。黄杰在《行参戎重》一书中写到：1958年4月2日，“总统府”

第二局长傅亚夫，转呈“参谋总长”王叔铭签“前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自1955年10月交国防部察看，虽已无职，并未夺职，孙员生活情形颇为困难，拟请自1955年10月起，发补助费3000元以助孙员。”

该文呈请黄杰加签意见时，黄杰颇感困扰，唯恐蒋介石不同意，只好将此事禀明宋美龄。而后于4月5日，蒋介石批示下来：（1）不必补发，自本年（1958年）4月份开始发给可也；（2）以国防部名义发给之。

由此可知，孙立人的罹祸，关键在蒋介石的“不谅”。据了解，孙立人于“兵变”后，其上将位阶并未除役，其中是靠宋美龄为之转寰。而后，宋美龄又于1987年召见孙立人夫人张晶英，垂询孙立人健康状况，可知宋美龄仍然很关心孙立人。或许宋美龄知道孙立人的冤屈，唯恐涉及他人，而不便为孙说话。不但是宋美龄关切孙立人，甚至连孔祥熙、宋子文生前来台访问时，都曾提出要求会晤孙立人，遭到蒋介石的婉拒。孙立人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密切，是不是他罹祸的因素，不敢妄下断语。但孔、宋家族对孙立人的厚爱，也是政坛少见的异象。

孙案发生至今已30多年了，而当年涉及该案的“共犯”，如郭廷亮虽获假释，现郭已死亡；王善从是许世英的外孙，多年前已假释出狱，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江云锦则在龙潭附近，不知所终。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不过，就孙案本身而言，真正知道真相而仍活于世间者，也只剩下彭孟缉、马纪壮、傅亚夫、蒋坚忍、高魁元、俞济时、俞大维、阮成章、黄少谷、艾瑗、汪道渊等人而已，若他们不肯说出真相。公布一切资料，相信也不足洗清孙立人的“冤屈”。

1989年9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当年因“孙立人事件”而遭非法逮捕入狱的35位受刑人23日上午推派12位代表至监察院陈情。这些请愿代表对于30余年前的“冤狱”记忆犹新，除了逐一陈述当年受害经过，并有人展露往者受刑求逼供的伤痕。他们希望，监院也能够秉公调查，使他们的沉冤得雪，并弹劾当年违法人员及纠正处置错误的机关。

陈情代表指出，他们这些受害人都是当局为制造孙立人事件的假象，而遭冤枉了数十年。他们也于去年8月22日上书李登辉总统，希望能平反当年的罪名，但迄今毫无音讯。因此，只好求助“监察院”，作最后的努力。监察院值日委员陈翰珍在接见陈情代表张熊飞及陈世全等人时，除了接受他们递交的陈情书外，并耐心地听他们的陈述。在一小时余的陈情结束后，陈翰珍对这些请愿代表说：“一定会本于监委的职权，对案情深入了解并研究如何处理”。据了解，陈翰珍已批示“派查”此案。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孙立人病逝台中市自宅，享年91岁。

弥留之际，虽有夫人及子女等守护在侧，但终因“兵变”案不能公开平反而惘然若失。